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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增長是當前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由于龐大的人口紅利,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實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但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人口老齡化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小的考驗。本文通過研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結合經濟增長理論,探究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的思路。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影響機制
一、老齡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人口轉變理論
人口轉變理論是由經濟學家湯普遜提出的,此理論展現了傳統人口再生產類型向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過渡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一共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同時出生率較高以及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第一階段產生的原因是由于人們并未意識到人口過多產生的問題,因此并沒有對出生加以限制,導致出生率較高,同時由于醫療水平較低,人口死亡率也保持在較高水平;第二階段特征產生的原因則是因為由于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觀念開始轉變,晚婚晚育的觀念開始盛行,出生率受此影響開始下降;在第三階段,由于社會的進步,社會醫療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同時人口增長率也下降。可以看出,伴隨著經濟發展,人口結構必然出現轉變。在我國,人口的轉變同樣也經歷了這樣的三個時期。一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呈現“高出生、高死亡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特征;二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呈現“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特征;三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現代人生活理念的改變,人口結構也開始進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階段。
(二)經濟增長理論
拉姆齊1928年的經典論文,一般被看作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水嶺。在1928年以前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亞當•斯密、馬爾薩斯等人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人口增長與物質資料的增長并非同步進行,在人們人均收入超過生存水平的時候,人口數量就會因產出的增加獲得增長,此時受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影響,由于人口發展過快導致土地供應不足,人口的出生率會因此下降,死亡率則會逐漸上升,人口增長因此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28年之后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家哈羅德、多馬創造出當代第一個流傳甚廣的經濟增長模型,也就是哈羅德-多馬模型,他們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率等于該國經濟的儲蓄率與資本-產出比的比值,即一國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呈正向變動關系。內生增長理論試圖從模型內部尋找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強調經濟增長動力是內部力量。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了人力資本與勞動投入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但并沒有關注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一、流動人口對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
流動人口的流動往往是無序的,大規模無序人口流動往往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對社會治安和穩定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治妥管理問題
相較于常住人口,流動人口有著更高的犯罪率,這就造成了較大的治安管理問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狀況主要是因為流動人口品流復雜受到的約束比較少,在這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違法犯罪很容易被觸發。一些社會的丑惡現象比較在流動人口群體中蔓延,諸如黃賭毒在流動人口中比較高發。
2、城市管理困難
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并非十分完善,現在的城市的基礎設施往往并不是十分完善,大量的流動人口使城市超負荷運轉,無論是供電供水、交通運輸,還是物資供應、優生優育、環境保護等諸多問題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形成了“城市病”。
3、勞資矛盾突出
摘要:人口作為生產要素對社會生產有著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人作為消費市場的主體對社會消費又有著作用效果,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經歷了讓世界震驚的高速增長,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福利。本文從人口結構入手,研究其變化規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關鍵詞:人口結構;經濟增長
人口是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大因素?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人口增長率的增加會導致人均資本存量的減少,進而會引致人均產量的減少。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通過研究人口結構的動態變化,發現通過社會生產和消費這兩條途徑,人口結構會影響經濟增長,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本文從中國人口結構的多角度來探究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人口結構變動及其特點
1.1人口年齡性別結構
根據國家統計標準,0~14歲為少兒,15~64歲為中青年,65歲以上為老年。依據這個標準,中國近30年來呈現老年人口增多,而少兒人口表現為遞減趨勢。1990年0~14歲占全部總人口的28%,隨后幾年表現為不明顯的下滑趨勢,于2007年降到20%以下,并仍然在下降。與此相反,老年人口在過去30年內比例倍增,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比例在逐年上升。用撫養比來反應被撫養著與勞動者之間的比例,從撫養比來看,總撫養比越來越小,在20世紀初期,總撫養比平均在0.5左右波動,也就是兩個勞動力人口撫養一個被照顧者,在2005年以后,總撫養比僅在35%左右波動。說明勞動力人口的撫養壓力減小。但是從具體來看,人口紅利正逐漸減小,少兒撫養比與總撫養比波動趨勢相同,長遠來看10年后的社會勞動力會減少,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國放開二胎政策。另方面老年撫養比逐年上升,并且這種趨勢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中國的人口性別比例差距不大,男性比例人數稍微高于男性。但是中國人口基數很大,從具體數值上來看,男性比女性平均高3千萬人左右。
1.2人口產業結構
摘要: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發展具有多重影響,不僅會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還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對我國勞動力、資本、養老保障、可持續發展戰略等經濟發展因素帶來了巨大影響。本文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現狀、產業結構調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等,進行了淺要的分析,以期為廣大社會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諸多影響。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的《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2014)》指出,人口老齡化會使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滑,也將挑戰公共政策,并要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公共政策作出相應調整。
1.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聯合國人口報告的標準,老齡社會分為進入、深度和超級三個階段,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到10%或65歲以上占到7%,是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至調查結束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6.96%,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0.2%,以上比例按國際標準衡量,我國當時已進入老齡化的門檻。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占比10.1%。從以上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出,我國老齡化呈加速度上升的狀態,并且形勢日益嚴峻。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2.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其對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社會經濟效益等也具有一定的刺激與促進。具體來說: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緣于中國在漸進導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利用了“三低對三高”的歷史機遇,即農村人口收入較低、資本存量較低和本土市場空間狹小,對應了城市與現代部門收入較高、投資回報率較高和國際市場廣闊,釋放了經濟發展的勢能,實現了超高速增長。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轉向中高速,中國必須堅定地走創新發展的道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促進經濟的轉型與發展,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周年;人口紅利;稻田條件;全球化
創新驅動考察中國經濟發展的機制,應從其基本發展條件和主要環節出發——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可以看作是為市場的發育提供必要的制度條件和時間條件,而人口紅利、投資的稻田條件和外部化市場則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和歷史機遇。其機制是中國在理性漸進導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巧妙地利用了“三低對三高”的歷史機遇,即生活在農村的人口收入較低、資本存量水平較低和本國市場空間非常狹小,對應了城市與現代部門的收入較高、投資回報率較高和國際市場空間寬廣,釋放了經濟發展的勢能,實現了超高速增長。中國較高的投資回報與充足的低價勞動力快速結合,生產出產品銷售到龐大的海外市場,形成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閉環,一方面促進微觀經濟主體迅速沿著學習曲線提升效率,有利于企業形成規模和競爭力;另一方面從宏觀上直接表現為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的順暢進行,增強國力,從而推動國家整體均衡發展和國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一、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
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高質量、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要素,由于勞動力自身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可以實施高儲蓄和高投資的政策,為經濟贏得一段高增長期,開啟經濟起飛的機遇窗口。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滿足人口紅利的條件,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大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保持在高位,為經濟增長一直提供富余的勞動大軍。隨著計劃生育等重大國策的實施,微觀家庭徹底改變了對子女的培養策略,更加重視教育與長期培養,在宏觀上形成了高素質新生代勞動力,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并不突出,豐富并且相對高質量的勞動力優勢使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并向更高的全球“價值位”提升,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支持。
1.人口紅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人口紅利對經濟循環中維持高儲蓄率,充足勞動力供給,以及提升效率都有重要作用。首先,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能夠延緩資本回報邊際遞減的發生,維持較高投資率,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勞動力的供給充足,使得資本回報率能在改革開放的很長時間內保持長盛不衰,而當勞動力出現緊缺,工資成本顯著上升時,資本回報率曲線才出現下降的拐點。加之被撫養人口的比例持續下降也會提升儲蓄率,從而為經濟發展積累充足的資本。第二,人口紅利應從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判斷,人口素質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重要和深遠。事實上低價勞動力并非“紅利”也非“優勢”,而是國民福利的犧牲,即便在某些歷史階段這種犧牲是有必要的。實際上,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是最主要的,世界銀行估計,對勞動者的投入占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17%。Whalley等估計如果考慮教育水平提高對生產率的改善效果,這一貢獻率可提高到38%。蔡昉等計算中國經濟增長中有4個百分點來自人力資本的貢獻。第三,通過優化勞動力市場流動與資源配置,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TFP可以分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剩余未解釋部分的殘差項,即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如農村和傳統企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如非農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會直接帶來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44.9%是產業結構調整所致。按照生產率提高的原則,不論是長期積淀的富余勞動力還是新成長勞動力,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的流動,都可以成為TFP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