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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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內涵指的是各個高等學校依據既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從經濟性，效益性和效果性上對各個部門開展的各項工作進行分析。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主體是指由誰執行審計的問題，可以有獨立的具有法定資格的審計機構和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兩種審計機構。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客體是高等學校的各個部門、資金、項目以及相關政策等。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評價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促進高等學校良好健康的發展。結合以上這些我們可以將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定義為：國家指定的審計機關或者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根據其自身發展管理的需要，依照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人們在這一領域的共同認知標準，對高等學校所屬的專業學院、高校內部的各個行政管理機構等單位的經濟活動、資源利用情況以及財務收支情況進行獨立的一系列的考量、評價、分析和考察，以確保高等學校能夠對學校自身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得到最優化管理，明確高等學校各個行政職能部門及廣大教職員工的經濟責任，最后做出審計結論，并提出改進建議，從而全面提高高等學校經濟效益的一種監督管理活動。

二、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現狀

1、各高等學校在經費使用效益低下。在購置資產方面，缺乏統一規劃，重復購買，設備利用率低，有一些資產長期閑置，最終損壞，報廢；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造是沒有長遠規劃，有些設計不合理，往往會出現建了拆，拆了再建的情況；對專項資金使用管理不規范，盲目的貸款，導致利息費用增加，從而使財政困難。

2、績效審計大多保持在事后審計上，很少在經濟活動開始時就參與進來，也沒有在經濟活動事中進行控制，忽視了對管理和效益的審計；不能對違反紀律的行為采取應有的防范措施；資金使用的過程得不到有效監管，只能在事后發表評論，對于過程中的資金浪費不能有效制止，缺乏一個科學的評價依據。

3、缺少規范的審計程序。系統的理論指導審計程序不足，自發狀態多，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在實踐中帶有盲目性，審計結果難以客觀，因此缺乏約束力，甚至完全是走形式，影響績效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4、缺乏系統的審計評價標準和完善的評價體系。由于在高等學校中被審計對象的具體情況具有不確定性，這決定了每個審計涉及的數據、環節、事項、范圍很廣，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高等學校自身的特殊性，目前我國的相關部門也還沒有制定權威的統一的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標準，所以目前還很難形成統一的績效審計工作規范和績效審計評價標準。

三、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1、相關性原則

為了滿足績效審計評價的使用需求，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所有使用者的不同雪球，另外還要考慮指標的構成形式。首先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對信息質量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所以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在構建過程中就要考慮多方面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其次從指標的形式來看,一些指標存在片面性，因此，如果要選擇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的話，要特別關注那些同時能反映不同學校獨特情況又能反映所有學校管理共同特性的重要指標，簡而言之，就是構建的指標需要充分的滿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求。

2、可行性原則

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使用績效審計評價指標的時候一些數據需要從財務資料以及會計核算數據中獲得，所以設計評價指標要根據研究的目的和需要來考慮它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同時在現實中也要考慮可行性與實用性，最終增加績效審計指標在應用中的可操作性。

3、多樣性原則

對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范圍很廣，主要體現在物力、人力、財力等多個方面，近些年在高等學校資金來源的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不管是從資源的利用，還是從成本的控制等方面不同的部門都有涉及，從這個現象來說，績效審計也體現在了多個層面，所以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多樣性，并且還需要具有角度深、層次多、范圍廣等特性。

4、整體優化原則

由于評價指標還處在研究階段，所以評價指標在設計過程中要注意將評價研究與評價實際工作相結合，要通過社會實踐調查并且進行反復的驗證才能完成，這些還需要在管理學、經濟學以及財務管理學等相關理論的指導下,正確分析客觀現象的數據表現,另外，由于評價體系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是一個有著多變量輸出的系統,對各項管理的多個目標有決策依據，所以不能單一的指標進行評價,這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應該建立一套相互聯系并且又各有側重點的指標群，這樣才能反映高等學校的總體績效水平。但是指標又不宜過多,以免出現評價指標過多失去評價的重點的情況。

5、可比性原則

制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如果成熟的話，應該會在各個高等院校普遍使用，所以指標的選擇就需要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實用性。就同一指標來說，應該能在各個時期實現自身的縱向比較；就同一時期來說,可實現各項指在不同高等學校的橫向比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各個高等學校內部管理的進行評價后做出相互比較，才能使它的意義更充分地體現出來。因此，在制定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指標之間的可比性和通用性，并且要設立一定的標準，這樣才能進行量化的比較。

6、動態完善原則

學校所處的時期不同，對學校所提出的要求也不同，所以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是工作時一項動態工作，需要長期不斷完善。績效的評價需要充分的考慮到評價的趨勢性,從時間上來說,在績效審計評價過程中如果僅關注某一特定時期的評價結果,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影響,評價的結果也無法客觀的反映應有的績效,從而會導致失去評價的意義。所以要堅持動態完善原則,根據新的規章制度的變化,逐年修訂相關指標，這樣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各高等學校的總體水平。

四、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依據

1、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

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是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重要依據。在國家宏觀調控的監督下，對被審計單位實施績效審計須在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衡量。雖然目前在我國對績效審計還沒有形成一個具體的規定，但這并不是說績效審計是沒有意義的，是不重要的。如果能在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中能夠明確提出要進行績效審計，這就能使的績效審計在各單位開展時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審計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由于績效審計經過國外一些實踐證明，對于很多單位來說是有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隨著社會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績效審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標準，將會陸續被制定。而高等學校作為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機構，它為社會提供了很多人才，同樣也是被審計的重點，這是對高等學校進行監督，只有這樣才能使各高等學校進行良性發展。所以與高等學校特點想關聯的績效審計標準體系也將被制定，這樣也為構建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提供了依據。

2、明確的目標和對象

任何一項工作都有具體的目標和對象，績效審計的工作也是如此，在做這項工作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清楚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目標，績效審計的對象是誰。英國審計署在《績效審計手冊》中將績效審計目標定義為：“通過績效審計，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合理運用。績效審計的根本目標在于促進被審計單位改善管理，提高績效。”所以績效審計又可以被稱為“目標導向性審計”，就是說制定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必須緊緊圍繞著審計對象和審計目標來進行。

3、清晰的具體內容

對我國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內容主要應包括四個方面：對自有資源的績效審計，對資源利用的績效審計，對管理活動的績效審計，對產出的績效審計。除了這些還應該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1)高等學校自身的特點與規律。高等學校與一般的生產企業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一般的生產企業生產的是具體的產品，而對高等學校來說，合格的人才和和科研成果是它的主要產出。這樣的產品很難簡單的從數量上來對它進行衡量，所以在針對高等學校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時要慎重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2)不同的學校間存在著一定的個體差異。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有一些學校進行了合并重組，還有一些學校建立了新的校區，這些都是各個學校在管理上有很大的差距，它們各自資金來源都不相同。(3)各高等學校培養的學生層次不同。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是以培養本科生為主，在此基礎上同時也培養研究生以及專科生，但是還有一部分高等學校以培養專科生為主，所以應針對不同高等學校的教育目標來設置相應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

4、歷史和教育行業標準

第2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摘要】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核心業務,同時委托外部機構經營管理中的部分職能。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企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新動向,是企事業單位理性選擇的結果。作為知識領域的前沿陣地,高等院校應該積極地從理論上探索內部審計外部化所面臨的問題和必要條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適合我國企業的內部審計外部化形式,更好地發揮內部審計在企業監管中的作用。

【關鍵詞】高等院校內部審計外部化

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卷了整個世界,經濟環境不斷惡化。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核心業務,同時委托外部機構經營管理中的部分職能。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企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新動向,是企事業單位理性選擇的結果。高等院校是培養人才、科研攻關的重要基地,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著人力和科技支持作用。隨著高校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高校與單位經濟協作活動的日益增多,其辦學和科研經費正在迅速增加。在高校改革和發展的新形式下,高校內部審計工作面臨的任務更加繁重,而現有的審計力量相對薄弱,因此必須認真應對,以開創高校內部審計工作的新局面。

1內部審計外部化的概述

1999年6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市,由120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理事會一致同意通過了一項內部審計的新定義。新的內部審計定義為:內部審計是一項獨立、客觀的保證和咨詢活動,其目的在于增加價值和改進組織的經營。它通過系統化和規范化的方法,評價和改進風險管理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該定義與IIA在1990年《關于內部審計職責的聲明》中內部審計的定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的差別:一是新定義增加了內部審計具有“保證”和“咨詢”的作用,這就反映了現代內部審計活動已經擴大了它的范疇;二是新定義中去掉了“在組織內部”一詞。這就表明內部審計不再是一種組織內部的自檢活動,組織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履行內部審計的職能,即可以實行內部審計外部化。這種變化說明,內部審計的主體可以是組織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也可以不是組織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內部審計的主體可以由第三方對內部審計工作進行投標,以獲得對組織的內部進行審計的權利。

2高校內部審計外部化的意義

2.1有助于增強內部審計的獨立性,保證內部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內部審計機構作為高校的一個職能部門,其基本的職能就是監督,但內部審計的監督職能又往往因為受到學校管理層的干預而失效,使內部審計不能公允地評價高校經營管理水平。同時,高校內部審計機構名義上是與其他職能部門相對獨立,但實際上卻與其他職能部門的人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獨立性在開展工作時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如果將內部審計工作委托給會計師事務所,由注冊會計師根據與高校簽定的合同開展內部審計,他們雖然也需要與高校的相關人員進行溝通,但只是因為開展工作的需要,沒有附帶任何感彩和經濟上的利害關系,這就使得審計人員能夠毫無顧忌地指出管理活動及內部控制存在的漏洞,從而提供更具獨立性和客觀性的評價結果。同時會計師事務所有一套保證審計準則受到遵循的機制,促使注冊會計師在提供內部審計服務時遵循職業標準,從而確保了審計工作的質量。

2.2有助于降低審計風險,節約內部審計費用

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和競爭的日益激烈,傳統的內部審計的職能已經不能滿足高校建立科學管理機制的需要。因此,為適應高校管理的需要,內部審計必須不斷擴充其職能,逐漸向風險管理和管理咨詢拓展。而風險管理和管理咨詢業務的開展需要金融、會計、市場、計算機等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共同完成。如果借助于外部注冊會計師來滿足這方面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節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如果高校聘請注冊會計師充任管理審計師,他可以根據內部審計業務的需要,利用其分支機構和固有渠道,合理地配置資源,避免了內部審計人員的重復勞動,節省審計成本。再者,注冊會計師對一個組織同時進行財務審計和內部管理審計,可以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機制,從而降低審計風險。另一方面,內部審計外部化可以節約內部審計費用。內部審計費用是內部審計人員全面履行職責過程中所支出的費用,包括開展業務活動的公用經費和內部審計人員經費兩部分。若自己設立內部審計部門,需要支付員工薪金、培訓費和管理費用。如果從外部聘請人員承擔內部審計工作,則不僅可以節省設立內部審計機構和培訓內部審計人員的費用,在不進行內部審計時便不必支付內部審計人員的工資和福利費等,這就降低了學校的成本支出。

2.3有助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內部審計對高校來講并不像生產經營那樣是一種經常行為,在高校管理需要的時候,從外部聘請注冊會計師對其進行內部審計并提出報告,能夠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因為注冊會計師遠比高校內部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優化,而且在對不同類型的組織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社會資源。高校完全可以利用這些人才的知識而不必再去培養自己的內審人員,減少管理成本。內部審計外部化還能充分利用公共信息資源,將一些組織的先進經驗介紹給高校管理層,避免高校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由于過長的適應期所帶來的額外開支。

3如何推進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

在我國高校領域,內部審計工作雖然在某些方面依靠外部審計,但內審職能主要還是靠內部審計機構來承擔。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理論界的一個新生事物,在西方等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實踐并迅速發展,它的存在給現有的內部審計工作帶來了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給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帶來了新的思維方式。

3.1高等院校實行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需要考慮成本與效益原則

3.1.1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特別適用于有房屋基建和大型維修項目的高校。如果高校在幾年中僅有為數不多的房屋建設項目,若配備工程造價審計人員進行審計,在工程建設期間支付的審計費用可能會低于聘請外部審計人員所需費用。但工程完工后,工程審計人員如不具備其他方面的審計知識,在其他審計工作中發揮不了作用,而高校仍需為其支付各種費用;同時內審人員具有的專業知識一般會低于外部專業審計人員。因此,在保證審計質量的前提下,聘請注冊會計師比高校自身配備工程造價審計人員明顯降低成本費用。

3.1.2在新設立、新升格的高校和原來沒有設立審計機構及審計人員素質偏低的高職院校可優先考慮采用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這樣能盡快改變這些高校內部審計機構不健全、工作不到位的現狀,較大幅度地提高這些學校的審計工作水平。

3.1.3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適用于高校所屬的經營單位或已經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實體較多的學校。因為這些經營單位或實體分別執行不同行業的會計制度和采用不同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對其審計工作量大、技術要求高,依靠高校現有內部審計人員很難全面完成審計任務。

3.1.4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適用于現代化教育集團及教育資源共享的大學城的內部審計。內部審計在現代化教育集團的管理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保證審計工作的權威性和獨立性,聘請外部審計人員配合集團人員加強對所屬單位的財務審計和下屬教育單位負責人的離任審計,可以保證審計工作質量,提高集團內部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3.2強化內部審計工作,健全科學管理機制,還要從自身作起,才能達到審計工作目的

3.2.1要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推動內部審計工作的創新。內部審計工作開展20多年來,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創新中謀發展,在發展中探索創新。實踐證明,高校內部審計工作必須要有創新精神,沒有創新,內部審計工作就會陷入停滯和僵化。當前內審工作的創新,應著重在以下方面下工夫:第一、創新工作理念。要提升內審工作的前瞻性,樹立“防范勝于糾正”的理念,問題發生后再審計,雖然可以達到找出原因、分清責任、采取措施的目的,但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是無法挽回的;第二、要創新工作目標,不斷拓展審計領域。內審工作目標應放在促進部門與單位提高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上來,目的就是通過加強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第三、要創新工作手段。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經濟犯罪手段也越來越隱蔽,方法也越來越巧妙,這些都給內部審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新的挑戰,客觀上要求內部審計工作必須不斷創新工作手段。

3.2.2要繼續深化高校內部審計體制改革。要以內部審計創新為動力,全面加強高校內部審計思想、制度、作風建設。正確處理內部審計的內外關系,建立“權責明確、運轉靈活、服務高效”的內部審計體制和機制。內部審計一定要眼睛向內,真正成為本單位、本部門自我約束和加強管理的工具,并且按照這一要求積極研究探討教育內部審計體制改革,理順關系,完善機制,保證內部審計健康有序發展。

3.2.3要緊緊把握好高校內審工作的質量。作為高校建立科學管理機制的重要一環,內審工作只有不斷提高質量,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內審作用,實現顯性與隱性價值。首先要在加強審計綜合分析,使審計成果成為決策的依據上下工夫;其次要重視未曾涉及到的重要領域,主動探索經濟活動與經營管理的規律和特點,把審計監督職能與服務職能結合起來;第三要把事前、事中和事后審計結合起來,實現以事后審計向事前、事中審計的轉變,將查錯防弊與效益、效率、效果審計結合起來,實現向績效審計的轉變,爭取審計工作每年都有提高。

3.2.4要注重高校內部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的更新,提高內部審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加強審計隊伍建設,是落實審計制度、促進審計工作持續開展和實現審計目標的關鍵。高校有著得天獨厚的學習與工作環境,廣大高校內部審計工作人員要積極參加注冊內部審計師的考試,使自己加快更新知識結構的步伐,為高校內部管理工作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第3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數學是一門思想性強、非常嚴謹的學科，它注重邏輯推理能力的培養，經過課堂教學的嚴格訓練，可以讓學生清晰、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思考過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筆有據。我剛走上工作崗位時，也曾犯了在教學中不夠嚴謹的錯誤，在上“直角三角形全等”示范課時，我太在意課堂氛圍，教學課堂很隨意，教學時隨意地畫起了草圖。因為老師的隨意，學生作業時畫的“直角”不是九十度而是大概只有七八十度，學生指著不是直角的角講“直角”“睜眼說瞎話”。我忽然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是對數學的不嚴謹。

二、以科技創新精神探究數學教學課堂

農村初中學生基礎比較差，對數學課感覺到枯燥無味，上課就是聽天書，原因是內容比較抽象、難懂。如果能將科技創新教育有機滲透于數學課堂中，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數學課也可以開展課外實踐活動課。如在教學《測量物體的高度》時，我選擇測量學校旗桿的高度，并根據當時的氣候條件，被測物體的地理環境，利用已有的測量工具，設計出測量物體高度的方法，并測出它的高度。又如，在一次數學課外活動時，我只帶了一個易拉罐和兩段足夠用的繩子及一根棍子（知道繩子和棍子的長度）。向學生提出問題：“不用測量工具你能測出易拉罐的高度嗎？”只有少數同學知道利用三角形相似可以測量出來。所以，在數學教學中，要通過教師“搭臺”、學生“唱戲”，讓他們從“讀”科學變為“做”科學，多參加實踐活動，自主探究，通過動腦、動口、動手的操作，親自獲取科學知識和經驗，并且在活動中加深對知識和方法的感悟，內化為自己的知識體系。

三、以科技創新教育的思維方法激活數學教學課堂

中學科技創新教育都滲透在學科教學中，初中數學教學是開展科技創新教育的主要途徑之一，如果能穿插科技創新教育內容，可以激活數學教學課堂。如勾股定理的推導，可以有多種方法：一是作四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設它們的兩條直角邊長分別為a、b，斜邊長為c，把它們拼成一個多邊形；二是全等的直角三角形，設它們的兩條直角邊長分別為a、b（b＞a），斜邊長為c，再做一個邊長為c的正方形，把它們拼成多邊形，以有多種方法來推導。一題多解能開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思維廣度，體會到學科學用科學的緊迫感。從而使學生認識到數學其實并不枯燥，它是生動的、彩色的、跳躍的。

四、以科技創新演繹數學教學課堂

第4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按照1986年最高審計機關第十二屆國際會議發表的《關于績效審計、公營企業審計和審計質量的總聲明》的解釋，績效審計是對公營部門管理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作的評價與監督。經濟性就是在適當考慮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減少獲得使用資源的成本。效率性是指商品和其他結果及其所用資源之間的關系，即一定的投入所能得到的最大產出，或一定的產出所需的最少投入。效益性是指項目、計劃或其他活動的預期結果和實際結果之間的關系。其中心在于評價和提高資源利用或管理上的有效性。

一、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意義

對高等學校而言，績效審計的重點是對學校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進行的審計。在評價績效的基礎上，用來挖掘未被利用的潛力和開發新的效益途徑，以達到所得大于所費，成果大于消耗，產出大于投入的目的。

（一）績效審計是高等學校提高辦學水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證

績效審計是在財務收支真實性、合法性審計的基礎上，對學校教育事業經費、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科研經費以及專項資金項目等進行績效審計，評價其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在國家投入資金逐漸增加的情況下，開展績效審計不僅順應了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些資金的經濟性、使用效率和效益進行評價，來評價學校的業績，促使學校不斷提高辦學水平，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績效審計是高等學校杜絕浪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手段

目前各高等學校在經費使用上普遍存在著嚴重的效益低下現象：購置資產缺乏統一計劃，導致重復購置、盲目購置；基本建設及修繕工程沒有長遠規劃或設計不合理，建了拆，拆了建；創辦校辦產業可行性研究不夠，經營管理不善，學校投資常常血本無歸，負債累累；對經常性經費、專項經費的使用不規范，沒有處理好消費與積累之間的關系，盲目貸款，利息支出數額巨大，導致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率低下。所有這些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是審計的重點。審計部門不僅要審計這些資金的核算，更要審計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益，查清資金使用效益低下的原因。只有通過開展績效審計，才能及時吸取教訓，建立健全、認真落實各項管理制度，減少教育資源使用中存在的鋪張浪費問題，促進高等學校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

（三）績效審計是合理解決教育投入和教育事業發展需求矛盾的有效途徑

我國教育投入不足與教育事業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在較長時間內依然存在。自1999年5月國務院做出了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階段招生規模的重大決策后，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迅速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規模的急劇擴張，教育經費的投入卻遠遠不夠，要緩解和解決這一矛盾，必須一靠增加投入，二靠節約開支，三靠提高效益，尤其要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績效審計始終把加強對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審計監督作為中心工作。

二、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特點

與其它行政事業單位相比，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具有特殊性。

（一）績效審計的內涵具有特殊性

高等學校的業務活動和企業以及行政部門的活動有所不同，高等學校是運用財政投入和自身籌集的經費來完成教學、科研任務，達到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的目的，即高等學校以師資力量、校內設施、教學經費等進行投入，從而培養出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學生，產出一定的科研成果。

高等學校辦學的經濟性是指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節約與浪費狀態。效率性是指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為取得同樣的教育成果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也就是說，取得同樣質量的教育成果，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越少，其效率就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越多，其效率就越低。從微觀上講，高等教育經濟效率是指某高等教育單位或者學校教育事業經費和教育基本建設投資的利用效率，或稱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即每一定量的教育投資所能培養學生的數量。效果性側重于對成果的考查，強調的是活動的結晶。就教育而言，只要一個學校培養出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人才，就認為效果是好的，而得到這一成果付出多少代價則歸于效率，并非效果考慮的問題。高等教育成果不僅包括培養學生人數、畢業生數，而且包括學生就業情況、數量和質量、申報課題數目、社會認可程度及學校基本建設成果，包括教學場館的建設和教學設備購置等等。

（二）績效審計的標準具有不確定性

高等學校從事的是非物質生產活動，它在教學、科研、人才培養方面所顯示出的效益很難從數量上進行全面概括。例如要求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對學生在“德”的方面進行衡量，即對學生的思想、道德、精神境界做出數量上的績效評價是有困難的，只能根據客觀情況從主觀上推斷出一個大致的評價，因而得出的結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三）效益具有長遠性

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以及培養專門人才的目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活動。它在促進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成效往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并且持續的時間很長久。所以高等學校活動的效益具有長遠性，對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應著眼于長遠，避免短視行為。

三、高等學校績效審計面臨的問題

（一）績效審計觀念尚未形成

由于在我國審計界，對績效審計的認知還局限于一個比較小的范圍，有相當一部分審計人員只是對這個名詞有一些初步印象，至于它的實際內容是什么、具體該如何操作，還知之甚少，影響了績效審計工作的開展。（二）缺乏審計標準

1999年以來，財政部等有關部門陸續頒發了《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規則》《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操作細則》《企業效績評價標準》《企業效績評價操作細則》等，為企業效績評價工作的深入開展、規范企業效績評價行為、增強評價結果的客觀公正性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對于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目前尚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既沒有績效審計方面的指標評價標準，也沒有績效審計方面準則性質的可操作性指導文件，由于缺乏具有針對性的制度規范，導致績效審計難以深入。

（三）審計人員素質偏低

高等學校現有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專業素質、工作能力等方面與開展績效審計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審計師實務知識較多，而理論基礎薄弱；對傳統審計技術較熟悉，而對現代審計技術較陌生；現場作業經驗豐富，而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不強，部分審計人員的政策理解水平、業務技能較低，所有這些都嚴重制約著績效審計的效果。

四、促進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對策

績效審計的觀念在我國行政事業審計工作中已經初見端倪，而且已經具備了開展績效審計的條件，到了非開展不可的程度，為進一步搞好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工作，應突出以下對策：

（一）加強審計宣傳，樹立績效審計觀念

績效審計已成為行政事業審計的主流。盡管在我國開展績效審計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但是不能讓這些困難束縛人們的思想，羈絆人們前進的步伐。只有破除傳統觀念對人們的束縛，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人們對績效審計的重視程度。高等學校內部審計部門要通過各種形式強化認識績效審計對促進高等學校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并不斷提高審計人員績效審計的能力和水平。

（二）處理好績效審計與傳統審計的關系

審計人員如何處理好績效審計與傳統審計的關系，是關系到績效審計能否得到順利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國外績效審計從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傳統審計。因為，國外傳統審計開展的時間較早，被審計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有了一定的保證。我國則情況不同，目前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等違法、違規現象仍十分嚴重，在這種基礎下開展績效審計，則不能脫離傳統審計。在具體實踐中，審計人員要制定好審計計劃，作好審計調查。如果發現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收支活動嚴重不實，則不再進行績效審計程序而應進行傳統的真實性、合法性審計；如果只發現一部分資料不實或小范圍的違規，要看其是否影響績效審計的指標評價而定。

（三）優化審計人員結構，提高審計人員素質

與財務收支審計相比，績效審計需要較高要求的審計人員，如需掌握公共管理學、電子計算機、工程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而現有審計人員大都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應對現有審計人員進行強化培訓，以提高審計人員的理論素質和業務水平，增強績效審計能力。考慮到現有審計人員知識結構單一的情況，還可以借用民間審計和內部審計部門的力量，以優化審計人員結構。另外，要實行嚴格的審計質量責任制、審計工作稽查制度和內部審計制度，以進一步明確審計人員的審計責任，規范審計人員的審計行為，提高績效審計的績效。

第5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面對科技發展的二難窘境,我們該如何進行抉擇？還要不要發展科技？如何發展科技？無論是科技的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他們把一切都歸于科學技術本身,從而走向了兩個極端。然而,事實上,科技的悲觀主義阻擋不了現代科學技術飛速前進的步伐,科技的樂觀主義也不能使人類擺脫二難的困境。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基石,因此,遏制、取消科技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而放任科技的無度發展,聽憑人類危機的加劇,同樣也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必須走一條新路,這就是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之路。所謂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就是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人類的內在尺度與客觀世界的外在尺度、以及人的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推進人類文化的整合,一方面繼續發展科學技術,增進人類的福利;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科技成果,減少、避免其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

2文化的整合: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

既然科技發展的二難困境的根由深藏于社會文化之中,根源于文化的破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失衡,那么,走出二難困境,實現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就在于文化的整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有機統一。這是因為:沒有科學精神的支撐,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會失卻前進的動力,而沒有人文精神的引導,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會迷失方向,只有二者的有機結合,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首先,科學精神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力。科學精神弘揚人的理性,追求認識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理性是人類科學認識的基本特征,是人類知和行的指南,是確定已知與未知、可知與不可知,判斷正確與錯誤的基本思維依據,是人類對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本質、規律的永無止境的追索。

第6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這兩位哲學家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這個事實仍可能滿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時代背景可以部分說明怎么一來他們兩個都對語言問題特為關注。維特根斯坦當然從頭至尾是一個“語言哲學家”。海德格爾早期哲學就把語言放在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后期則把語言視作“存在的家園”。在《語言的本質》一文里，這位存在哲學家甚至會斷言“語言給出存在”。無論海維兩人的思路相去多么遠，我以為他們的哲學仍然具有共同的時代關懷，這一點我們最后將稍加概括。海氏和維氏都是德語作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奧地利人。考慮到民族語言對思想的影響，這個事實也不是無足輕重的。維特根斯坦雖然是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的泰斗而且他的影響在英語世界里比在德語世界法語世界里要更為廣泛，但我們還是看得出他的運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學往往大相徑庭。當然，和海氏不同，維氏從來沒說過只有德語適合表達哲學。事實上，人們甚至可以設想，如果認為日常語言有一種共同的邏輯結構（早期）或日常語言挺合適的（晚期），維特根斯坦可能會以為各種語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維特根斯坦沒有這樣說，我也不相信這是他的意見。這兩位思想家還有一個特別的共同之處：他們各自的晚期哲學都和早期哲學有很大的差別。維氏在后期鮮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觀點，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風格更是南轅北轍。海氏有所謂的Kehre，轉折，其前后期的文風也截然不同。不過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異不如在維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兩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語言哲學而論，海氏和維氏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從他們所批判的學說來看，最為明顯。兩個人都反對意義的指稱論、觀念論、圖象論和行為反應論，都反對把真理理解為語句和現實的符合，都反對把語言理解為內在之物的表達，都反對從傳統邏輯來理解語言的本質，都不承認邏輯斯蒂語言在任何意義上可以取代自然語言。

從建設方面看，兩人的共同之處亦復不少。不過，照這樣來比較海維二人，就仿佛他們是兩位感想家，對這個問題那個問題表達了這樣那樣的意見。可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兩位罕見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質深處，應答著“存在的無聲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語錄來，像這樣對照海氏和維氏之同之異，遠遠夠不著這兩位哲人的對話。他們可曾對話呢？沒有資料表明海氏曾讀過維氏，維氏對海氏的評論我也只讀到過一處。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樣，其要旨無非“通達”二字；就事質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達，形成對話。只不過，袖手旁聽，是聽不到這場對話的。要聽到海氏維氏的對話，我們自己也必須沉入事質的深處，我們自己必須參與對話。限于功力，更由于對話的本性，下面的討論無疑會使每一個對話者的思路變形。本來，本文的重點不是介紹這兩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過道路的分合，導向我們共同關心的課題。

語言哲學[1]的中心問題是意義問題和語言與現實的關系問題。這兩個問題又交纏在一起。以指稱論為例：語詞的意義即是語詞所指稱的事物；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就看這話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這樣，指稱論不僅對意義問題有了個交待，而且建立了語言和現實的關系。

指稱論雖然簡單明了，卻遠不足以解釋形形的語言現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著邏輯上的矛盾。要拿所說的和實際情況比較，我們必須已經知道所說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義或意思似乎就必須獨立于實際情況就能確定，于是意義就變成了一個和現實脫離的自洽的系統。意義的觀念論，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這樣的思路上打轉。觀念論即使對意義問題提供了一個說法，談到語言和現實的關系，卻往往大費躊躇，而且同樣難逃符合論的陷阱。

人們從多種角度列舉出這兩大類理論的缺陷。例如，我可以從口袋里掏出一塊糖，但掏不出一塊糖的意義來。這類批評誠然正當，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說，沒有提示出新思路。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對這些理論的批判，與此類不同，他們的批判開啟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設性的。初接觸維氏的讀者，往往覺得他總在瓦解各種成說而不從事建設。這是誤解。誠如海氏維氏同樣見識到的，哲學的首要建樹，不在于構筑理論，而在于引導思考上路。

海氏和維氏對以往語言學說的批評，不在于發現這些成說中的各種邏輯矛盾。他們從根本上對語言的存在論地位作了重新審視。一上來，語言就不被認作某種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號體系，而是被認作一種活動，和人的其它活動編織在一起的活動。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與時間》里就明確提出“語言這一現象在此在的開展這一生存論狀態中有其根源”（SZ，161頁）。[2]這始終是海氏看待語言的一條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為維氏所具有，集中體現在“語言游戲”這一提法里。

“語言游戲”這個用語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在于強調語言是人類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就此而論，“語言游戲”這個譯法不很好，因為德文詞Spiel里“活動”的意思相當突出，只從“遵循規則”來理解是不夠的。至于望文生義，以為“語言游戲”是說“話只是說著玩玩的”，當然就更不得要領了。“語言游戲”是“由語言以及那些和語言編織成了一片的活動所組成的整體”（PU，7節）。[3]

語言和其它人類活動交織在一起，這本來是語言研究的常識。普通語言學家Bolinger觀察說，我們坐下、起身、開燈、做工，讓我們在作這一切的時候都轉動大拇指，將是一件極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這些活動都伴隨著語言，卻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為都自成一統。而語言卻貫穿在所有這些活動之中，幾乎從不停止。我們單獨學習走路，但我們無法那樣來學習語言；語言必須作為其它活動的一部分得到發展。”[4]

從人的生存情境出發，突出的一點就是承認人類活動包括理解活動在內的有限性和與此相連的歷史性。海氏早期不斷強調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則不斷強調存在的歷史性。維氏不大喜歡反復使用“有限性”這樣的概念，但在他對邏輯主義的批評里突出闡發了人類認識的有限性－－不是作為一種缺陷，而是作為認識的必要條件。

我說“邏輯主義”而不說“傳統邏輯”，因為維氏并不是在邏輯框架內發現了傳統邏輯里有一些錯誤。他關注的不是邏輯體系在構造上是否完備，而是邏輯主義者從認識論上賦予邏輯像上帝的認識那樣一種絕對必然性和絕對正確性。“思想被一個光輪環繞。——邏輯，思想的本質，表現著一種秩序，世界的先驗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種種可能性的秩序。但這種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簡單的。它先于一切經驗，必定貫穿一切經驗；它自己卻不可沾染任何經驗的渾濁或不確－－它倒必定是最純粹的晶體。”（PU，97節）

維氏當然不否認有合乎邏輯不合乎邏輯之別。張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這話可能對可能錯。是對是錯，要到派出所查了戶口本才知道。如果說錯，那是事實弄錯了。但張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張三歲數大，這就不合邏輯。或者，不管他們到底多大，只要聽到說張三比李四歲數大同時李四又比張三歲數大，我們就知道說話的人犯了邏輯錯誤。我們不須查戶口本就知道錯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對來。

Logik這個詞來源于希臘詞logein，說；不合邏輯就是不合我們的說法，就是違背了語法，從而語言就在空轉。據海氏考證，在希臘早期，logos及其動詞形式logein既意指“說”，又意指“讓某種東西現出”。這兩個含義又完全混而為一。就原初情形考慮，任何言說都是讓某種東西現出，而任何讓某種東西現出的活動也都包含了言說。維氏大概沒下過這份考證功夫，但就事論事，他恰恰也提出“說就是讓人看”。不合事實，相當于：給我看了一樣假東西；不合邏輯，相當于：什么都沒給我看，說了等于沒說。這樣的語句，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錯誤”：它合乎教科書上的語法而不合乎真實的語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實不然，就像喬姆斯基編造的那個例子“綠色的想法瘋狂沉睡”，我們弄不明白它說的是什么，我們無法設想它所“描述”的事態。

但這種詞源考據有什么意思呢？拿“語法”代替“邏輯”，用“讓人看”代替“說”，不就是換個說法嗎？“換了個說法”這個說法，有時有貶義：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舊是玫瑰。事情還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說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換說法都沒有意思。然而說之為讓人看，就在于說讓事情在不同的聯系里顯現。從一個角度看不見的，從另外一個角度就可能看見，從一個角度看不清的，從另外一個角度就可能看清。“語法”和“邏輯”涵蓋的，并不相等。但即使兩者重疊之處，說是語法還是邏輯，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視作邏輯命題，維氏則視之為轉換表達式的語法句子。a=a以往也視作邏輯句子，但它顯然不是用來轉換表達式的語法句子。那它是個什么句子呢？是個毫無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節）。

至于像“每個色塊都與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無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著生長”這樣的句子，時常引起邏輯學家的疑惑。它們不大像是邏輯命題，但若說它們是經驗命題，它們卻似乎必然為真永恒為真。在維氏看來，“每個色塊都與它的周界正好吻合”無非是多多少少經過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無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為“不是一件可以搬動的東西”屬于“牙疼”的語法，限制著“牙疼”這一用語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這類說法則違背了我們的語法。如果“牙疼”不僅指稱一種感覺，同時也指稱扎在牙齦上的細刺，那么我們就可以設法偷走一個人的牙疼了。

維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樣用某個詞囊括一整套思考，為此甚至不惜改變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但他的“語法”卻不是語法教科書里的“語法”，而是概括維氏建設性思想的主導詞。批判邏輯主義，海維二人一樣強烈。這種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謀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語法”這個詞來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語言，就要“把語法從邏輯里解放出來”（SZ，165頁）。不過，“語法”不是海德格爾哲學里的主導詞，探討哲學語法，探討邏輯和語法的關系，維氏遠比海氏具體而微。

難道“我無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對現實的某種必然關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語法規定嗎？難道生長和青春不是現實地聯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語法上聯系在一起嗎？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卻可以分擔你的痛苦？我們要問的卻是：我們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們為什么把這些叫做“生長”把這些叫做“青春”？這些誠然不是邏輯意義上的語法問題；它們是哲學語法問題，就是說，是語詞和存在的基本關系問題。生長的確屬于青春；也就是說，“青春”就語法而論和“生長”聯系在一起。我們把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這不是隨隨便便叫的。我們就不把金屬的硬度叫做“青春”。我們的語言應和著存在的無聲之音。“本質[5]表達在語法里。”（PU，371節）

這一論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鏡映生輝。而且我認為，這一思想海氏比維氏闡發得更為透徹。

海氏通常以“命名”為題來討論語詞和存在的關系。不過他說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個現成的對象，另一端有一個詞，我們用諸如貼標簽之類的方式把語詞和事物聯系起來。命名攏集物，使物在與它物的關聯中顯現，從而具有意義。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個對象和一個語詞之間的聯系。命名建立的是一個語詞在語言整體中的位置，這又是說，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個位置，才能顯現。海氏從來就是在這種現象的意義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過言詞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顯現出來。“哪里沒有語言，哪里就沒有存在者的敞開……語言第一次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稱把存在者首次攜入語詞，攜入現象。名稱根據其存在并指向存在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進入公開場…取締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亂。”[6]在這個意義上，海氏可以說：語言給出事物的本質（存在）。在相同的意義上，維氏可以說：本質（存在）表達在語法中。海氏說：本質和存在都在語言中說話。維氏說：“語言伸展多遠，現實就伸展多遠。”這遠非“唯語言主義”可以一語了得。海維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們怎么說，現實就成個什么樣子。而是：語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樣子的，語法是什么樣子的，我們就只能那樣來述說現實。海氏把這一思想結晶在“語言自己說話”這一警句里。我們首須傾聽存在之言始能說話。

就本質言，語言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語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語言。這一思想在歐洲大陸思想傳統中本有其淵源。歐洲語言哲學的開山祖洪堡德明言“語言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語言”。對法國語言哲學深有影響的索緒爾把語言放在言語的前面。海德格爾沿著這一傳統，直思到語言極至處的簡樸。

海氏一向不從工具性來理解語言的本質。工具改變對象，而語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這樣想來，他談的竟不是語言，而是事物。實際上，海氏反復強調，我們無法把語言作為對象來議論。語言有所說，而不被說。那么，我們怎么思考語言的本質呢？逗留在語言之中。逗留在語言之中，就是讓語言有所說。言而有物：人在說話，顯現的是事物。我說“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里的灰”，我說的不是言詞，我說的是鳳姐，說的是撥手爐里的灰，說的是這么個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種種方式說著，包括通過沉默發言。用言詞來說，只是道說的一種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說本來是顯示，讓萬物各歸其本是，因而，“語言的本質存在恰恰在對自己掉頭不顧之際，才愈發使它所顯示者得到解放，回歸于現象的本己之中。”[7]在適當的（譯維氏語）本真的（譯海氏語）言說中，言而有物的時候，言詞消隱，出場的是事物。我們聽到的不是言詞而是事情。言而無物，我們才覺得詞藻堆砌，壓迫我們，我們才說：“Words,words,words！”

語詞和對象相應，語詞表達對象，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見，就像歐基里德空間一樣。即使語言哲學家在原則上并不贊同這種成見，在思考具體問題的時候仍然可能經常套用這個模式。從這里看，語言哲學中的很多基本觀念，和傳統認識論中的很多基本觀念一脈相承，無論在指稱論里還是在觀念論中，意義的符合論差不多就是經過語言哲學改裝的認識的反映論。維氏說：“一種原始的哲學把名稱的全部用法濃縮進了某種關系觀念，同時這種關系也就變成了一種神秘的關系。”[8]海氏遙相呼應：首要的關系不是語詞和事物的關系，而是：語詞就是事物的關系；“言詞把每一物擁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詞本身即是關聯。”[9]

可見，海維所講的“本真之言”，與符合論里所講的“真命題”大異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鳳姐云云，也許本無其事，但滿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進門就說“桌子上擺著一只茶壺四只茶杯”，說得可能完全正確，卻又完全不適當。符合論自有邏輯上的矛盾，但那還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論只注意到現成語句和現成事態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語言的源始意義：語言提供了使現實在其可能性中顯現的“邏輯空間”。海氏在《存在與時間》里就把此在對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聯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優先于現實性”的思想。維氏也從一開始就已經洞見，語言把世界轉變成了一個可能的世界。“在命題里，我們仿佛用試驗方法把世界裝到一起。”[10]這一思想維氏始終保持如儀：“我們的眼光似乎必須透過現象：然而，我們的探究面對的不是現象，而是人們所說的現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我們思索我們關于現象所作的陳述的方式。”（PU，90節）之所以如此，用維氏的話說，是因為一個命題必須由部分組成，其部分必須能夠在其它命題中出現。用海氏的話說，是因為言說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環節互相勾連的結構。這兩種說法異曲同工，探入了語言之為語言的機關。正因為在這種源頭的意義上來理解語言，海德格爾甚至猶豫還該不該用Sprache（說，語言）這個詞來稱謂他所講的事質，因為Sprache畢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確意指用現成的語詞來述說現成的事物。

言詞之可能指稱獨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過言詞才成其為獨立之物，并作為獨立的存在者攏集它物，與它物關聯。這當然不是說，人必須先發明出語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門別類加以勾連加以表述。語言就是事物的區別和勾連。邏輯形式不是在語詞和事物之間，仿佛一邊是語詞一邊是事物，共同的邏輯形式作為兩者的關系，把兩者聯系起來。而是：語言就是事物的邏輯形式－－語言（命題、思想）之所以和現實有同樣的邏輯形式，因為思想就是現實的邏輯形式。“命題顯示現實的邏輯形式。”[11]特別當我們考慮到邏輯、Logik、logos、logein本來就是“說”“道”－－語言就是事物能夠被說出來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國思想中的“道生萬物”一脈相通。

有人以為維氏對意義理論的批判和對生活形式的強調所表達的只是語用學語境學的關注。維氏對用語和語境聯系的細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這些讀者。在我看，實情完全相反，維氏對語用學語境學沒有任何興趣。他通過幾乎貌似瑣碎的細節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規范問題。維氏有時也這樣提醒讀者。一處，他對靈感現象和遵行規則的現象作出區分之后說，我們在這里關心的不是靈感的經驗和遵行規則的經驗，而是“靈感”和“遵行規則”的語法（PU，232節）。的確，如果我們不首先知道應該把哪些行為叫做“遵行規則”，我們從哪里開始反省“遵行規則的經驗”以及其它一切伴隨遵行規則的現象呢？誠如維氏自斷：“我們的考察（始終）是語法性的考察。”（PU，90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們從前籠統地稱為“邏輯問題”。維氏的方法不單單體現了某種個人風格。這是一種新的哲學思考實踐——不再在概念之間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尋找路標。

但發現規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達后面在語言的歷史演變后面發現某種深層的不變的東西嗎？我們不是最終還是要乞靈于邏輯的必然性嗎？規則是給定的，因此是某種先驗的東西，我們只能遵循。

這里我們看到了語法和邏輯的本質區別。語言是給定的，但不是超驗的給定而是歷史的給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這些術語，在西方哲學史上盤根錯節，中文譯作“先驗的”“超驗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這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當代中國學術語匯的困境：我們既要了解這些語詞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譯名的由來；如果這些中文語詞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們就還得考慮術語和日常用法的關系。語法也許可以說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驗的，但怎么說都不是超驗的。“先天”這個中文詞所說的，雖然是給定的，但絕不是超驗的。先天近視的人，不得不把近視作為事實接受下來，但他的近視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視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驗的來源，而且，通過一定的治療或其它技術手段，先天的近視一樣可以糾正，或者，可以改變它帶來的后果。我不想把維氏所說的語法和海氏所說的存在之言簡化為這樣的先天性，我只想說明，要理解這兩位哲人，我們必須放棄先驗/經驗的傳統模式。

那么，為什么我們的語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為什么我們把“綠”單單用作顏色詞而不同時把它用作長度詞？把“疼”限制為一種感覺而不同時包括引起這種感覺的東西？這里不是邏輯在起作用嗎？是的，如果“疼”一會兒指一種感覺，一會兒指一種顏色，我們的語言的確會變得非常不合邏輯。而這首先是說，我們的語言將是一團混亂，不再是一種適合我們使用的語言。語法的邏輯來自生活的邏輯。語言給予我們的不是一堆事實，而是連同事實把道理一起給了我們。我們的語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給定了這些道理，我們必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但并沒有什么邏輯必然性迫使我們的語言是這個樣子而不能是另一個樣子。我們的語言是一種相當合用的有道理的語言，倒要通過自然的源始涌動（海氏），自然史，人類的生活形式，語言和其它人類活動相交織的“語言游戲”（維氏）加以說明。

我們要講邏輯，但我們更要講道理。道理不像邏輯那么權威，非此即彼。一段話要么合邏輯要么不合邏輯，卻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點道理，毫無道理。道理也不如邏輯強悍，你死我活，要是咱倆得出的結果不一樣，那至少有一個錯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國話像這個樣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國話和我們很不一樣，卻自有德國話的道理。邏輯從天而降，道理卻是前人傳下來的。當然，海維二人都不承認有一種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質不同的邏輯。邏輯也是一種道理，一種極端的道理，一種我們優先承認最后修正的道理。

維氏把語言的本質從邏輯轉化為語法，海氏把語言的本質理解為具有歷史性的存在之言，兩者息息相通。語法和存在是“給定”的，然而，是在歷史意義上的給定，而不是在超驗的意義上給定。我們不能從先驗/經驗、分析/綜合的模式來理解兩人的基本思路。他們和以往提法的區別雖然相當細微，卻事關宏旨。

維氏從生活形式和語言游戲來理解語言的規范作用，從有限性來論述“理解”，于是人們很快發現維氏是個“相對主義者”。歷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對的。取消了絕對標準，就只剩下一些相對的標準。然而，若沒有絕對牢靠的基地，倘若我們真的追問下去，相對的標準就等于沒有標準。好壞對錯都是相對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歸根到底”，也就無所謂好壞對錯了。語言果然游戲乎？邏輯果然必然乎？

你說“他強迫我戒酒”成話，我說“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話。你告訴我說：我們是用兩個詞來表示“力量”和“強迫”的，而且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你有絕對的根據嗎？英語里不是用force這同一個詞來表示這兩個意思嗎？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詞又可以用作動詞。可見用兩個詞來表示力量和強迫沒有必然的邏輯根據。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沒說錯；即使錯了，不過是相對地錯了？

人的認識沒有絕對的根據。這話在說什么呢？是說人的認識無所謂對錯或“歸根到底”無所謂對錯？維氏當然不承認，而且把反駁這種相對主義作為其哲學的一項基本任務。是說相對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認識會犯錯誤？維氏不但承認人會出錯，而且把這一點當作其哲學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對于上帝的絕對正確而言。上帝怎么認識的，我們不知道。人出錯，簡簡單單相對于正確的正當的人類認識。我們根據實際使用的語言所提供的規范來判斷正誤；否則還能根據什么呢？日常語言不是維氏的偏好，而是維氏哲學的奠基處。

歷史通過什么把言說的理路傳給我們？通過一代一代的言說。在維氏，語法是通過日常交往語言傳給我們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詩人承傳下來的。在這里，海氏似乎與維氏分道揚鑣。海氏從來不喜尋常。常人，常態，常識，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種種話語，集合為Gerede，列為此在沉淪三種基本樣式之首。后來他又明確斷稱“日常語言是精華盡損的詩”。

說到這一區別，我們先須指出，“日常語言”這個用語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對待的。和日常語言相對的，可以是術語、科學用語、詩詞、神喻、理想語言。維氏談及日常語言，通常針對的是理想語言，邏輯斯蒂語言。在這一點上，海氏和維氏初無二致，只不過他只采用“自然語言”這個用語，不像維氏那樣混用“日常語言”和“自然語言”。維氏認為自然語言要由自然史和人類的生活形式來說明，海氏認為自然語言是自然的涌現；維氏認為自然語言是其它符號系統的核心，海氏認為自然語言是語言的本質存在；海維二人都認為自然語言從原則上說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邏輯斯蒂語言是墮落而不是進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貶抑的“日常語言”通常是和詩對稱的。既然維氏不曾把兩者對待論述，我們也說不上海維二人在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還愿意說明，海氏之強調詩，并非出于浪漫主義的遐想，而是海氏從學理上特別強調基本言詞的力量和語言的開啟作用。

讓我們從維氏的一個例子生發出一個新例子來。一種語言里沒有“把石板搬過來”這樣的結構，我們喊“把石板搬過來”，他們只能喊“石板”，那么他們的“石板”是否和我們的“把石板搬過來”相當呢？他們到我們這里找了份工作，聽到“把石板搬過來”的時候，就會像在自己的國度里聽到“石板”那樣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句話的意思是相當的。然而，這時師傅說：“是讓你搬過來，不是讓你推過來”；本地的學徒會改變搬運的方式，外來的學徒卻不知所措了。在這個意義上，“石板”和“把石板搬過來”的意思又不相當。這其實是一個尋常問題。Force和“力量”相當不相當？Mandesirestoknowbynature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當？設想這句英文后面跟著butnotwoman。簡單說，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聯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聯系，一方面和借以構成的詞匯相聯系。單就用途來說，詞匯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樣的用途，使用什么詞匯都無所謂；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詩里，詩句的意思和選用的詞匯卻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經變得陳腐的話：藝術是形式和質料的完美結合。我們說，詩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這些特定的語詞表達這一特定的整體意義。每種語言都有獨特的語詞系統。表達“同樣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語匯，恰恰是不同語言的不同之處。那么，詩就在把語詞結合起來表達意思的同時保持著語詞本身的力量。在極端處，詩句的意義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語詞（及其特定聯系）規定，而與怎樣使用這句詩無關。在這個意義上，詩是“無用”的，不用來傳達信息，不用來下命令或懇求。但這不是說詩不起作用。詩的作用在于造就規范，在于揭示語詞的意義。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與制造器物不同，藝術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顯出來。藝術關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讓存在者如其所是地顯現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詩中現象，也就是說，詩從存在的無聲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質的言詞，從而才有語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們唯通過詩才學會適當地“使用”語言，用語言來表達思想，傳達信息，下達命令。

盡管有這些差異，海維二人的基本趨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語言突出了語言的承傳，存在之言也是一樣的，因為在海德格爾那里，存在始終是歷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種方式顯現，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個先驗問題，更不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加以決定的。人被拋入其歷史性的存在。

的確，盡管海維兩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淵源差別很大，兩人的方法風格迥異，但深入他們的根本立論，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共同的關切。我有時稱之為對人類生存和認識的有限性的關切：如果邏各斯是歷史的承傳，我們還有沒有絕對可靠的理解？如果意義要從情境加以說明，人生還有沒有終極意義？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沒有對錯善惡之別了？若有，又該由誰由什么來作出最終裁判？一句話，祓除了絕對怎樣不陷入“相對主義”呢？往大里說，這是我們時代最具普遍性的問題。宗教、道德、藝術、政治甚至科學，都面臨相應的挑戰。

然而，正如海德格爾最初就指出來的，不管喜歡不喜歡，有限性是現代人必須承擔起來的天命。海氏強調存在的有限性、歷史性，維氏強調生活形式、語言游戲的自然史。其實，只因為我們是有限的，才會出現意義問題，也只有從有限出發，才能解答意義問題。我們不再從絕對的出發點，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來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來看待世界。

注釋：

[1]這里是廣義，相應于“藝術哲學”“道德哲學”之類。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該書的只注明節數。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譯“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載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WesenderSprache,載于《UnterwegszurSprache》，S.176.

第7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學精神；文化自覺；高校政治輔導員；生命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9-0139-03

一、文化自覺與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

大學精神文化自覺，是現代大學制度的文化呈現，大學精神文化有其內在的自覺與自信，知識的合法性和文明靈魂的連續性是其自覺與自信的生存基石和安全性存在方式。人類思想知識與文明靈魂的持續性筑就了大學精神文化的人文價值意義，人只有在思想與文明的文化自覺傳遞中，才能說一種精神的在世存在。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模式承載著的政治定向，這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精神文化的特有景觀。當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教育家把西方的大學制度、大學精神引入中國并在中國培育成為現代大學之際，此時中國的大學精神文化就表現為一個具有政治向標濃厚的人文精神家園。

高校政治輔導員制度的設立與實踐正是其社會主義大學精神文化自覺與自信的時代澄明。這正好毫無表白地說明了“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關鍵在于改變世界”[1]的深刻文化自覺內涵。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醒與覺悟取決于對所處時代實踐狀況的深刻認識與改造，文化自覺是一種精神力量，更是對文明方式的不懈的實踐追求。文化自覺的本質在于改變世界，只有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才能真正呈現一個文化上的自覺與自信。

政治輔導員制度是目前大學普遍采取的一種學生管理制度，中國高校政治輔導員是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專職從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行為管理工作，是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高校輔導員肩負著黨和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專門人才的重任。因此可以體認到責任重大任務光榮而艱巨，具有政治的定向性。《普通高等教育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中指出；“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輔導員應努力成為學生的人生導師和健康成長的知心朋友。”多重規定與多重角色的存在，構成了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的主要因子，但是從哲學的價值思考基點來看，多重規定與多重角色并不是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本身，而是一個前提性的因素設定。多重規定、多重角色是一個輔導員乃至一個人的基本存在形態。

角色是常用來指稱演員在戲劇中的任務，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米德將其引入社會心理學的研究[2]。高校政治輔導員的角色是指輔導員在高校里擁有的身份和地位，承擔的任務和責任，高等教育體制與文化精神的發展與轉變，使得在市場經濟中社會、學校對政治輔導員角色無形地賦予了更多的期待，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進而政治輔導員面臨著職業角色沖突的多重實踐路徑的壓力。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主要指：輔導員“個人在生活中扮演同一角色，由角色的不同要求而引起角色內的矛盾沖突，或者同時扮演多個角色而引起角色之間的矛盾沖突現象”[3]。之所以會出現高校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本身在于大學的文化精神自覺不高，沒有形成現代大學制度應有的文化自覺。世界的全球化、價值的多元化所布展與呈現的世界是一個多種差異共存、多元的文化觀念整體，在文化觀念上角色本身是多元的，職業角色的沖突根源在于差異文化共生中找尋共同視點的困難和阻滯力的不斷強化，迫使文化的自覺正態擴散與公共轉換受到阻隔，所以高校政治輔導員本身的角色定位就存在文化自覺方面的缺位現象，這是現代大學文化制度建設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在我國高等院校中，政治輔導員的角色是比較多元的，他們在高校學生工作中處于第一線，在日常教育、生活和學習等方面中具有重大作用……但輔導員本身的角色定位卻存在缺少現象[4]。主要表現為：（1）專業性不強，輔導員的來源較多，專業背景復雜，缺少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輔導員隊伍，雖有短期的培訓，但缺乏系統的政治理論的學習和專業素養，導致高校政治輔導員群體整體的政治教育素質偏低。（2）科學化、職業化、事業化不高，“輔導員工作是一門科學”[4]，其本質在于政治輔導員工作要具有科學研究的特質和精神風貌。“輔導員工作是一種事業”[4]，事業的真諦在于奉獻，這就要求輔導員把自己的事業追求和輔導員工作本身的事業訴求統一起來。（3）成就感、安全感缺失，成就感和安全感是一個人存在的直接價值，輔導員工作的政治性和日常化的張力促使高校對輔導員的定位、待遇、晉升力度缺位，政治輔導員職業沒有一個自我實現價值的安全感、歸屬然。

二、高校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在文化價值上的表現及困境

高校輔導員職業任務其實是屬于現代大學的人文思想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主要是致力于傳遞或根植一種獨立、自由、批判的觀念，進而使人塑造完善的德性人格。高校輔導員肩負的價值是其如何存在的意義，其職業沖突在文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角色合作性價值的缺失導致的輔導員職業存在的意義空場與關系失衡。“人的思想活動最重要的任務是正確地認知事實，高遠地闡釋意義，主動地領略氣韻，使心靈達到真、善、美的境界”[5]。這種境界的養成就是要深切地關注當下人存在的真實狀況，高校輔導員被屬于存在的多重價值與意義，但是真實的狀況是眾多價值排序與生成。也就是說政治輔導員職業的價值與意義和輔導員作為一個人本身的生存價值之間存在差異和不均衡，不均衡和差異的狀況的生成邏輯遵循的是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我實現，高校輔導員職業角色的多重存在映現了一個多樣的職業價值世界，真實現實社會境遇的不斷出場一次次打破這個職業價值世界。因為高校政治輔導員的真實存在邏輯生成的自己的文化價值和職業價值相差太遠，以至于輔導員本身存在就有一個價值鏡像與自我價值的沖突。

“人對存在狀況的看法也會間接影響對存在境遇的認識”[5]，對經驗世界的批判是人獲得獨立與自由的根本。高校政治輔導員真切存在的地位的低微導致了價值實現生成的受阻。價值實現的阻隔使得高校輔導員的人生價值排序和職業角色合作成為一個混亂狀態。合作的進化始終不能達成。“利益”和“追求”在意義上存在的不同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輔導員職業角色的合作與職業價值追求的差異在社會生活的存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職業沖突。因為職業價值的回報和市場經濟的張力牢牢地困擾著高校輔導員職業角色之間的合作價值實現。“一個采用基于回報的策略的社會確實能夠自我控制。由于確保了對試圖不合作的懲罰，這些不合作的策略就得不到好處。因而這些策略就發展不起來。也就是提供不了一個供他人模仿的有吸引力的模式”[6]，公益性合作價值在職業價值中的回報是其價值實現的本質，人的價值的實現就是在于公益性合作價值在職業價值中的回報。得不到職業回報的價值將處于一個瘋癲與文明交織的意義世界場域中，“這個意義世界的一個基本變化是，一個多重意義所具有的張力使這個世界從形式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在意象表面背后確立了如此繁雜的意義，以至于意象完全表現為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面孔”[7]。“誘惑”多彩的職業角色面臨對鏡求索的艱難，一旦輔導員的職業面對著一面鏡將會出現映像的失真。因為現實人的生活世界是以資本邏輯深刻演繹的人文價值場景，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物性觀念模塑的文化，高校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已經深植于整個大學的文化精神內涵之中，要想真正地解決這種職業角色的沖突，關鍵在于大學文化精神價值的再造和革新。就是倫理性的調適大學文化，使高校輔導員真正成為大學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價值主體，擔負起時代履予的神圣使命。

三、在大學精神文化自覺的場域中塑造政治輔導員角色沖突的化解機制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是通過創制的大學文化式樣和觀念形態來呈現自身存在價值的。“文化世界是由人的思想活動的成果經過世代積累形成的世界”，“文化世界是有多種以符號形式固定下來的知識、觀念和意象”[5]。大學的文化世界是大學精神的直接和真實的載體，合理、優良、自覺的大學文化的生成、培育、化解是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的現實途徑。

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在文化與價值視域其實是大學文化與價值的沖突，其特征主要有：一是這種沖突本身具有隱性特質，不是人們常理解的表面的多個角色的疊加或多個責任主體的擔當，而是有效地轉換角色的通道受阻，坦率地講，在現實工作實踐中政治輔導員的存在價值與價值實現始終走的是兩條平行的路。政治輔導員的人生之途總是被眼界之內的東西所困擾，眼界之外的崇高的政治價值定向與理想信念似乎離政治輔導員千里之外。二是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夾雜著人的價值困境，尤為顯得人的教育的支離破碎，“教育要有助于促進個人及其人格的充分發展[8]。但是當下的教育狀況卻使政治輔導員經受著內在生命力價值體驗的沖擊與困境。對于學生人生基點上的導引和自己的人生價值沒有真正地結合起來。政治輔導員的專業化、科學化總是游離于實質之外。

大學文化自覺對于現代大學具有導向作用。政治輔導員必然是處于一定的大學文化氛圍之中，文化自覺可以推進政治輔導員創造性、主動性地開展工作，文化自覺包含著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和文化的開放與包容。獨立、自由、批判、奉獻是大學文化自覺的精神實質，政治輔導員只有在這樣的現代大學文化公共性價值訴求中才能實現一個生存價值與職業價值的意義統一。

政治輔導員的理論能力決定著自我化解職業角色沖突的方式，掌握理論是充分認識問題本質的思想方式的必經途徑。“每一種教育都不能在單一措施中充分實現”[9]。政治輔導員更加要重視理論學習和合作人格的養成，合作精神、合作人格、合作文化可以從根本上化解人本身的心靈困境。全球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的文化社會，更是一個再現人類合作性生存的社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人脈借助電子傳播媒介，從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多方面開始廣泛合作；以應對世界和人類的危機問題，合作精神與合作文化實現優勢互補，發揮積極協同效應是通過公益、共給性價值理想實現的，政治輔導員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合作性尋求是化解自身、自卑沖突的現有途徑，“進步的敵人是獨立存在著的、群眾的自卑自賤的產物，但這種產物不是觀念的，而是物質的、外在的”[10]。當今社會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角色已經深植在工作實踐之中。站在理論的價值高度，尋求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以人類生存發展為原點的合作教育是“生命――實踐”思想政治教育的回歸與突破，合作精神是把人類教育現象在生命實踐維度獨立展現的新視界，為中國教育人的培養架構一個生命實踐的精神家園和平臺，進而彰顯了教育的本質，合作性方式對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實踐性的化解，是一個以生命實踐基礎上的人文思想教育的突破性構境與人性回歸。《禮記?學記》中早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之說，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今時代，尋求內在性真切的合作是互為發展的必需。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提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提出，面向未來社會的發展，教育四大支柱之一為“學會共同生活，培養合作精神”，并且強調將其作為整個教育的基礎。

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在人的哲學的深層構境中表現為人面對世界的有限性限度的體認，只有體認到生存有限性的限度，進而才能追尋一種持續性生存的可能性的連續性。所以合作性生存的沖突化解機制和治理的配置成為人之連續性存在的本質特征。對此在生存場景中怎樣生存的最初追問是馬克思關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發展命運的出發點。有限性的生存對于人而言就是一個歷史情境。站在生命個體的歷史性有限生存場景，發展合作是基于文化自覺基礎上的一種共同生存有限性的面對，而實現的人的私性追求的超越，就是對自然性、求生性的私性和歷史性的私性的合理界分，進而生成的對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而言的一種教育性指向和澄明。人類社會與其他動物群體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運用個人理性而達致某種形式的合作，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合作的生發機制本身就是一種沖突的化解機制。合作性精神是文化呈現世界和人性本真的通途。《周易》中說“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句話的本質在于成己與成物價值實踐性的化育。合作性生存樣態的生成是在內基上改變人的風險生存而言的，離開人與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將使人走向漂動的價值存在。

教育的本質在于“使人成其為人”，其根本目標則是人獲得社會公共性的文化品格。“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單一的文化，則意味著沒有文化，它的內涵是要被強調的”[11]。大學多元文化基礎上的公共文化認同是大學文化散布的價值基礎。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關鍵問題在于人在價值與文化的自覺上認可一種公共教育價值的實踐邏輯。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直接地表現為沒有從大學文化自覺體驗中的改變其自身的狀況。

大學文化的自覺的化育必然要高校政治輔導員應具有精神性的價值信念，人的精神性的信念從內在心性結構的深處化解著我們的內心沖突。健全社會中職業的倦怠與職業角色的沖突本質上是人的內在心性結構秩序的混亂，人生存更需要一種精神，一種觀念與追求，一種動力和導向，這乃是人的生存能力的核心與靈魂，政治輔導員從生命存在的現行方式中真正認可一種人文教育的公共精神，只有在這樣的教育實踐敘事中不斷地創制合宜性的大學文化，才能真實地到達文化自性的高度。政治輔導員生命沉淪的真正元兇是自己本身教育性精神訴求的喪失，每一代人都會遭遇上一代人留下的生產力的物質條件并在觀念上被這種物質條件先行把握著，人只是在這一經驗現象改變著自己本身。

大學精神文化的自覺的政治定向是政治輔導員獲得職業價值的根本，生命價值的實踐就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與文化自覺認同中實現的合作性角色轉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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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崇德.心理學大辭典（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56-660.

[4]杜匯良，等.高校輔導員九項知能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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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合作的進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6.

[7][法]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M].劉兆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6.

[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編著.學會生存[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79：209.

[9]陳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1993：253-255.

第8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1.1觀察指標記錄四組患者麻醉誘導前(T1)、電休克治療前即刻(T2)、電休克治療后即刻(T3)以及意識恢復時(T4)的生命體征，包括SpO2、平均動脈壓(MAP)、HR;同時記錄四組患者丙泊酚用量、抽搐能量指數、抽搐持續時間、意識恢復時間(MECT治療結束至呼喚患者能睜眼的時間)、定向力恢復時間(MECT治療結束至患者能回答姓名的時間)以及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包括惡心嘔吐、煩躁、驚恐發作、蘇醒延遲(MECT治療結束30min后意識仍未恢復)及頭痛。

1.2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6.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或多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q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四組不同時點生命體征比較四組不同時點SpO2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四組不同時點MAP、HR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顯示，四組T1、T2、T4時點MAP、HR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DEX組、KTM組、DKM組T3時點MAP、HR均低于NS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KTM組T3時點HR高于DEX組和DKM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內比較顯示，與T1比較，NS組T3時點MAP和HR均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T1比較，KTM組T3時點HR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四組觀察指標比較四組抽搐持續時間、意識恢復時間、定向力恢復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四組丙泊酚用量和抽搐能量指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KTM組和DKM組丙泊酚用量均低于DEX組，抽搐能量指數均高于DEX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DKM組丙泊酚用量低于KT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3四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四組蘇醒延遲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67)。四組惡心嘔吐、煩躁、驚恐發作、頭痛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37、0.024、0.045、0.003)，其中KTM組煩躁和驚恐發作發生率均高于DEX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43、0.014);DKM組煩躁、驚恐發作發生率均低于KT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7、0.048，見表4)。

3討論

MECT已成為治療精神分裂癥和嚴重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不僅可以提高治療安全性，還可以消除患者對電休克治療的恐懼，提高治療依從性。目前，臨床上有較多研究對不同的物組合進行比較，觀察其對MECT治療效果的影響。如單純丙泊酚或依托咪酯，丙泊酚復合阿片類鎮痛藥的方案，但均存在劇烈心血管反應或呼吸延遲的不良反應，對患者的安全不利，而且單純丙泊酚對海洛因或酒精依賴患者效果較差。

如何將物靈活組合，既不影響MECT治療效果，又能減少物不良反應，一直是麻醉醫生與精神科醫生研究的課題。右美托咪定是新型、高選擇性α2腎上腺素受體激動劑，其激活突觸前膜受體，使傳導通路上交感神經遞質釋放減少，從而抑制交感神經活性，減弱心血管反應，穩定血流動力學，抑制應激反應，吳剛明等已將右美托咪定用于MECT治療。小劑量KTM定義為肌注射單次用量＜2mg/kg、靜脈或硬膜外注射用量＜1mg/kg或者持續靜脈滴注速率≤20mg•kg－1•min－1。小劑量KTM具有抗抑郁作用，已用于MECT治療。本研究選擇DEX復合小劑量KTM對實施MECT治療的患者進行麻醉。結果顯示，DEX組、KTM組、DKM組T3時點MAP和HR均低于NS組，說明單純給予丙泊酚存在引起劇烈心血管反應，與李海萬［10］研究結果相符。KTM組T3時點HR高于DEX組和DKM組，術前10min靜脈持續泵注DEX進行MECT治療，能較好地抑制心血管反應的高峰，但DKM組效果最好。說明DEX復合KTM可以較好地抑制MECT治療后患者的心血管反應，保持較平穩的血流動力學狀態。

評判MECT療效的重要指標包括抽搐能量指數和抽搐持續時間。抽搐能量指數是指抽搐時間與癲癇放電平均波幅的乘積，抽搐持續時間是指大腦皮質癲癇放電持續的時間。抽搐能量指數越高、抽搐持續時間越長，MECT療效越好。本研究結果顯示，KTM組和DKM組抽搐能量指數均高于DEX組，可能與KTM有致驚厥作用、可降低癲癇發作閾值、誘發癲癇有關。四組患者在抽搐持續時間、意識恢復時間、定向力恢復時間比較無差異，說明DKM組在抑制心血管反應的同時，不延長患者MECT治療后的恢復時間，臨床上較易接受。而且DKM組丙泊酚用量最少，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患者的費用負擔，多藥組合又避免單純丙泊酚對海洛因或酒精依賴患者效果較差的情況，增加臨床治療的有效性及滿意度。

第9篇：審計學論文范文

抓住機遇，做大做強現已經成為國有企業的共識和行動目標，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強，要正確理解內涵，科學地做大做強。做大的內涵與內容做大要包括規模大，總量大，但前提必須以盈利能力為基礎，做大不等于簡單地擴大規模，增加總量，不是低水平的粗放式的增長，而是要深刻理解做大的內涵，應包括以下內容：一是要正確認識經濟形勢，促進企業生產發展。國有企業要做大，必須高度關注，密切留意、積極跟蹤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研究和調整完善企業的生產經營計劃，采取積極措施為下一輪大發展打下扎實基礎。二是企業功能要擴大和完善。國有企業要從單一功能擴大到多功能，從二產擴大到三產，從生產擴展到服務，全方位地發展企業功能，應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責任，在企業自身獲得發展的同時為建設社會主義整體小康社會，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上做出更大的貢獻。三是將企業經營產品種類和領域做大。現在，一方面在傳統經營領域以同類或相似產品惡性競爭；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需求還無法滿足，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作為國有企業，要積極向這些新領域發展，將企業經營產品種類和領域做大，以此做大企業。四是通過專業化經營做大。隨著生產經營服務領域的拓展和市場的細分，不同企業可以在不同的領域通過差異化經營實現做大的目標。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所以國有企業要定位準確，發揮自身優勢，利用自己的強項擴大生產經營服務領域，爭取在這些領域里確定自己的優勢地位，達到做大企業的目的。五是要靠創新方面做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可能真正做大，實現跨越式增長一定要尋找新的增長點。新的增長點可以在二產方面找，也可以在三產方面找。作為深圳這樣的沿海地區，新興化的大城市，毗鄰港澳，三產比起二產更具優越性，因而國有企業要著重從三產方面找新的增長點，其中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是不錯的選擇。六是通過體制變革和整合內部資源做大。

國務院領導多次提出要培育和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在此情況下，國有企業要充分利用國家的支持與政策優勢，通過資本經營、兼并、收購、重組、上市，優化資源配置，迅速壯大企業實力，以此做大企業。七是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國有企業要做大，打造一流的企業集團，呆在本地是不行的，必須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在進一步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想方設法開拓新興市場，抓住一切機遇，積極謀劃在外地建立生產基地和設立服務設施。做強的內涵與內容國有企業做強，就是要在質量、結構和效益統一的基礎上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一是是獲利能力強。國有企業只有實現利潤，才能證明自身價值，才能回報股東，并為社會財富增長做出貢獻。國有企業是否真正成功，不僅要看它業務量有多少，資產規模有多大，更重要的指標是資產利潤率、資本利潤率和人均利潤率，從中可以看出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二是風險控制能力強。歷史經驗證明，國有企業最容易因盲目擴張導致經營風險，而經營風險又最容易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因此，能稱上強的國有企業必須有高度的風險意識，嚴格的風險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具備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三是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大和強的國有企業，它顯著特點是持續經營的時間長，責任期限長，短期的業績往往不能說明什么。國有企業要做強必須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形成與眾不同的經營特色和優勢，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挑戰自我、完善自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四是企業責任感要強。國有企業真正要做大做強，首先要加強企業責任意識，不能靠寅吃卯糧讓企業轟轟烈烈一時。國有企業不僅要對企業的長遠發展負責，更要對國家、社會和職工的長遠利益負責，要有辦百年企業的決心，真正負起自己的責任意識。

二、辨證看待國有企業大和強的關系

做大與做強是辨證統一的關系。對國有企業來說，只有做大，才有可能做強，做大是做強的前提。這里所講的做強，不是一般意義的盈利或效益，而是有足夠規模的盈利和效益。企業規模過小，必要的成本無法攤薄，盈利能力無法提高，抗風險能力和發展后勁也無從談起，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做強的。打一比方說，世界上有一些國土、人口和資源方面的大國，但不都是強國，而強國必然是大國，必須有相當大的國力規模。所以做大國有企業是做強國有企業的前提和基礎，做不大必然做不強，做強是做大的發展與深化，做強是做大的目的。大不等于強，做大不是自然就強。如果國有企業經營的都是高成本、低質量的業務，綜合成本率始終高于100%，或者經營存在許多潛在的風險，這樣把規模做大的同時，風險積累更大，是很可怕的。因此，做大不等于做強，而做強則必須做大。做大做強是國有企業的理想和雄心壯志。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做大做強必須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行業特點、市場狀況和企業的自身能力。不講條件的做大做強是盲目的，甚至容易掉入失敗的陷井。有條件、有基礎的國有企業要抓住時機盡快全面做大做強，尋求可持續發展，達到做大做強的目的。

三、國有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做大做強的途徑

做大做強是國有企業的愿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和手段就是堅決貫徹專業化經營質量和效益型發展的戰略，加速戰略轉型，依靠創新發展來做大作強。

1.創新產品和經營方式

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做到產品和經營方式的創新，避免低水平惡性競爭。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在產品開發上下工夫，在經營方式上求變化，真正把握市場脈搏，不斷推出創新型、組合型和衍生型產品以滿足和引導社會需求，使企業的路越走越寬，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

2.創新銷售渠道

國有企業靠銷售做大做強，沒有銷售，便沒有企業，更不要說做大做強了。隨著經營主體增加，市場競爭激化，對國有企業的銷售能力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國有企業應當根據市場環境和自身的特點，探索高效率并有利于控制企業成本和經營風險的銷售模式。在建立和維護核心直銷團隊同時，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在加強自身銷售工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專業中介機構的作用，大力開展業務。通過明確行業角色定位，內外結合，優化資源配置，加強管理，實現銷售渠道的創新。通過創新銷售渠道，擴大業務量，提升經濟效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3.創新服務方式

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一個關鍵是創新服務方式，要通過優質服務來獲得用戶，提高用戶對企業的信任度與滿意度。我們國有企業雖然強化了服務意識，提高了服務質量，但是真正離用戶的需求和先進企業已經達到水準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是國有企業創新發展的潛力和機會所在。國有企業要下大氣力提高服務水準，通過規范服務流程，提高職工素質，講究誠信和優質優價，改善企業形象，樹立企業品牌，為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服務。

4.創新國有企業管理

國有企業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變化是絕對的，創造帶來生機。國有企業要通過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完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和決策、執行系統，明確崗位職責定位，使管理不斷細化。管理創新包括組織結構創新、管理流程創新和管理功能創新幾個方面。通過管理創新，明確崗位職責定位，層層落實責任，明確授權和匯報關系，兌現獎懲。在規范化管理的同時，應注意發揮管理人員和職工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有效的反饋機制，在執行中不斷完善管理制度和行為規則。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更好地防范風險，提高企業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