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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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生態經濟發展分析

0引言

生態與經濟是一對相關概念，而且這種相關是正相關，也就是說，生態制約著經濟，而經濟發展反過來又影響著生態，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得生態具有了一定的區域性，同一區域內的生態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響的，且互相交叉，這種狀況的存在就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構建生態經濟發展的一定路徑也就成為保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1生態經濟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組成，生態與經濟作為人類社會不可跨越的兩大環節，其組合自然也就具備了一定的特征。

1.1協調性特征協調是一種普遍規律，無論在自然社會還是人類社會，都起著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協調，才可以表現出整體效應，才能反映出1+1>2，但協調的關鍵是什么呢？就是人類不僅要懂得正反饋還要懂得負反饋，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減，因為在一個系統里只有有加有減才能保證它是最穩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環。如一個地方若鳥很多，那就會使蟲很少，而蟲一少，樹就長的好，進而就為鳥創造了更好的生存條件，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在這個循環里有一個負那就是蟲少了。假如蟲多了，那就會使樹少，鳥也就沒了生存條件，那這個系統里就不穩定了。

1.2系統性特征生態經濟作為一個系統，是由諸多要素組成的，但在這眾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這種系統性是以生物為中心的，沒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態系統，而生物與環境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它們通過物質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環境進行交換，從而形成開放系統。這種開發系統的存在，使整個自然界處于良性循環狀態，而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環，否則經濟的發展就會產生諸多難以解決的后患問題。

再者，生態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其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能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必須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只有這樣，生態經濟的系統性特征才能凸顯出來。

1.3循環性特征整個自然界存在著一種循環，而這種循環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來完成的，在這一點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干預這種循環的進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惡性循環”和“良性循環”的概念。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各要素中，資本在循環，勞動力在循環，而惟獨生態沒有形成循環。而生態經濟則要求必須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因為如果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就會造成生態系統退化，而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此外，生態經濟還具有一定的新的價值特征。生態經濟在考慮自然時，已不再像傳統工業經濟那樣僅將其作為“取料場”和“垃圾場”，也不僅僅視其為可利用的資源，而是將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而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使之成為有益于環境的技術；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生態經濟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類在采取經濟發展手段時，必須在此基礎上選取合適的路徑，進而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第2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國際互聯網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傳統的獲得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知識產權法在網絡環境下正經歷必要的調整，而版權制度對網絡下的“復制權”重新定義，提出了挑戰。只有承認“數字化”作品不產生新作品和暫時復制已構成復制，才能更好地保護版權人的利益。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都是隨著傳播技術發展起來的，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品的傳播方式也應和數字化相融合。因此，在實踐中盡快地以立法確認版權保護中的網絡傳播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是版權發展的必然結果。傳統的對版權的法律保護手段已不能保護其在虛擬空間的對其作品所擁有的獨占性權利，版權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識產權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在現有的尚不完善的網絡技術基礎上，版權的司法實踐的保護，是我們必須注重的一個新問題；對知識產權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以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摘要：互聯網（網絡）、網絡復制權、數字化、暫時復制、網絡傳播權、版權。

互聯網從技術上說，是相互連接的IP網絡系統，是成千上萬計算機網絡通過TCP/IP網絡工作協議即時連接而成。它是全球計算機信息和通訊資源的綜合體，是一個無中心的全球信息媒體。它所組成的網絡空間將全球各個方面聯系在一起，可以遠程登錄、共享數字化文件、網上討論、電子出版、查詢信息、發送電子郵件。它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對人類現有的法律制度構成了挑戰。

由于網絡上傳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客體，所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受到網絡的巨大沖擊。因此，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正在網絡環境下經歷必要的調整，在版權方面表現的更為明顯。而版權保護制度一直隨著傳播技術和傳播方式的發展而發展。同樣，在“網絡時代”假如版權人無法控制網絡這種日益主要的傳播方式，就等于在版權保護制度上為網絡傳播開了一道“后門”，版權人的利益將從這樣一道“后門”源源不斷地流失。因此，將版權保護延伸到網絡空間已經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本文就從版權方面來著重論述網絡對現有知識產權法的影響。

一、網絡和作品的復制權

在版權中復制權是較為重要的權利。它是使用獲得報酬的一項權利，在版權人財產權中屬于核心地位。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52條的規定，“復制權”指以印刷、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為。由此看來，傳統的傳播方式“復制”都需要借助有形載體。但數字化網絡作品無須任何有形的載體就可以被復制為“0”和“1”的信息流，雖然這種信息流必須借助媒介加以表達，但這種信息流卻實實在在地記錄了原作品。就此一些國內法學家認為我國復制權的范圍較為狹窄，應重新劃定復制權的定義。在重新定義復制權時，法學家們建議有三個新問題必須加以澄清，即數字化新問題、暫時復制的新問題以及權利限制的新問題。就以上三個新問題我將分別加以論述。

1、數字化新問題

“數字化”即受保護作品以數字化的信息流在電子媒介上存儲使用。

這個新問題在“WCT（《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議定聲明”和美國、歐洲的立法中都已解決。WCT議定聲明認為，“《伯爾尼公約》第九條規定的復制權及其例外完全適用數字化環境，尤其適用于數字化形式作品。”但在我國卻存在兩大不同的爭議。第一種是將數字化作為對作品的“演繹定義”而不是復制，而另一種則認為是復制。目前大多數的法學專家是同意“第二種觀點”（1）。我認為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規定，“計算機程序都是代碼和符號指令序列”，即都是數字化作品。當這些數字化作品被從一個電子媒體發送到另一個電子媒體存儲，也就是在后一個電子媒體中形成一份該作品的復制品。而這一從“數字化”到“數字化”的過程純屬“復制”。雖然數字化的過程也需要付出勞動甚至需要專業技巧，但付出勞動和技巧的目的是保持和原作品完全一致。因此，法律必須把“數字化”明確列為一種復制形式，而這一“數字化”新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已有了明確的體現。在1999年王蒙等六名作家“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版權侵權糾紛案”就涉及到如何熟悉“數字化”新問題（2）。該案中“世紀公司”將六位作家的作品擅自上載到其網站“小說一族”欄目中。然而最后法院審查認定摘要：將他們作品數字化上網并不產生新作品。雖然作品的數字化是依靠計算機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數值、圖像、聲音等表現的信息輸入計算機系統，并轉化為二進制數字編碼，但這種轉換行為本身并不具有版權意義上的獨創性。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數字化信息在網上傳播，對作品的使用產生了很大沖擊。我們認為，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重大發展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現形式、傳播手段和方式的變化，使知識產權的保護得到擴張。所以說，作品的數字化新問題，只是隨著當代社會電子出版物的應用而生，這種信息化的復制必須作為復制的一種被寫進《著作權法》，這樣才能保護版權人的利益，體現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審查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新問題的解釋》第2條就對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新問題做出了規定。作品數字化并不產生新作品，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仍歸作品的作者享有；數字化作品和傳統作品作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也并無區別，故《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的各項權利內容，同樣適用于數字化作品在新的領域享有著作權。數字化作品是在原作品基礎上通過計算機完成的，原作品的著作權人對其數字化作品應當享有專有權利。

2、暫時復制新問題

首先來解釋何謂“暫時復制”。即當要一個信息顯示出來時，在存儲中暫時的復制信息。而對于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摘要：作品并不儲存于硬盤當中，而是存在隨機儲存器中這是否構成復制。有些人認為假如僅僅是瀏覽就構成復制對使用者未免過于苛刻，因為存儲的時間過短，一旦計算機出現故障，斷電或關機，顯示器上的顯示即消失。所以只有當作品在計算機硬盤或軟盤上固定下來，或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才構成復制，簡而言之這種隨機存儲不是永久性地保留，而是較為短暫地存放，而且并沒有給版權人造成實質的損害。另外，他們還認為由于我國是版權作品進口國，若暫時存儲構成復制，那就會極大地妨礙國內的用戶通過國際互聯網閱讀和瀏覽有價值的作品（3）。

我認為暫時存儲構成復制。因為用戶的計算機之所以能夠顯示作品，正是因為計算機隨機存儲器對作品進行了復制。非凡是發達國家的版權人士主張摘要：盡管數字傳輸導致的計算機存儲器上的顯示十分短暫，但就在十分短暫的時間里，用戶計算機顯示器再現了作品。因此，復制行為發生了。也就是說，暫時復制以計算機隨機存儲及顯示器為載體和永久性的復制件一樣，仍是復制件。并且WCT和WPPT認為“任何形式的復制都在版權人的專有權范圍內，電子媒介上的復制也不例外。”

因而應承認暫時復制是在版權人的專有權范圍內，但有時可以在復制不和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也不致無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作出例外規定，答應使用者復制作品而不構成侵權。

暫時復制雖然只是存儲于計算機的隨機存儲器中，但已構成復制。因為互聯網環境下一些版權人已通過一定的技術保護手段，對其作品的網絡使用方式加以規定，例如對于一些商業性的付費網站，假如想瀏覽其網頁內容并將其下載時，必須使用一定的技術手段使任何人只有在付費情況下，才能以收聽收看的方式獲得該作品。并且，不能獲得永久性復制件。假如不承認暫時復制權在版權人的專有復制權范圍內，任何繞過該技術手段收聽或收看了版權作品，他就沒有侵犯版權人的任何權利。如果我國一廂情愿地規定暫時復制不在版權人專有權范圍之內，只能是不利于我國版權人利益的保護，而且還不能保護我國的作品使用者從國際互聯網絡上閱讀或瀏覽其他國家有價值的作品的權利。

當然，將網絡環境下的暫時復制的復制權列為專有使用權，并不會給公眾使用作品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版權人的權利范圍擴大的同時，法律可以限制版權人的權利而劃定一定的范圍內對作品的合理使用不應認定為侵權。也就是說立法者可以根據《民法通則》的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作出例外和限制的規定，以保障合理使用的目的，使他們不受版權人的追究，不構成侵權。反之，則此類行為應視為侵權行為。

而1996年的“互聯網條約”——WCT和WPPT的規定也是如此。此外我國《著作權法》對復制下的定義中，列舉了復制所采取的形式，而并沒有揭示出復制內涵的本質特征。我國對于法律的規定很難從該定義的字面上看出“暫時性復制”是否構成我國版權意義上的復制。因此。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版權人、圖書出版者、表演者、錄像者、廣播組織的復制權都不覆蓋“暫時復制”。而在我國的《計算機保護條例》第3條規定了“軟件復制”的概念，即“復制”指把軟件轉載到有形的物體上的行為。和《著作權法》第52條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計算機保護條例》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復制的本質特征，即復制是將作品固定在“有形物體”上的行為。可是在字面上軟件復制的定義是否包括暫時復制仍是不明確的，因為該定義對“有形物體”并沒有交待清楚，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網絡發展一日千里，所有在今天不可思議的事情也許在明天會司空見慣。因此，在我國確立廣泛的包括暫時復制在內的復制權是非常可行且必要的。

3、權利限制和合理使用

法律制度對版權人的復制權保護應當是完全的，任何一種復制的方式都應在復制權的范圍之內，網絡上的復制權亦是如此。同時我們也就該注重到假如過分強調復制權而不加以限制，公眾就會失去在網上瀏覽信息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就會受到妨礙，網絡中介服務者就會因無法覺察的系統自動復制而承擔侵權責任，連剛新興的網上圖書館、遠程教學發展都會受到遏制。

而且，對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也是大多數國家《著作權法》對著作財產權的一種限制。復制權定義范圍的擴大必然給合理使用規則帶來新的新問題，即如何在新的技術條件下使著作權人的版權和公眾的社會信息知情權都能夠受到合理地保護是異常迫切的。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傳播途徑，在使公眾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廣度和從未有過的便利的信息同時，卻給版權人帶來了許多麻煩。因為這種新技術使各種形式作品的復制輕而易舉。合理使用和侵權使用的界限，在新的技術、新的傳媒中幾乎消失。針對這一點我必須討論一下網上“瀏覽”行為，即網絡上的數字化瀏覽是否是合理使用呢？

我國的《計算機保護條例》第21條第12項規定，“合法持有軟件復制件的單位、公民可以不經該版權人同意，根據使用的需要把該軟件裝入計算機內。”這些對軟件版權的限制都是為了不影響軟件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規定的。軟件的使用者對軟件的復制是使用軟件所必不可少的步驟。假如把這些數字文件也給予計算機程序同樣的待遇，把在瀏覽中產生的暫時性復制視為“使用”所瀏覽的版權材料必不可少的步驟。可是用這種專門針對軟件版權的權利來解釋網絡上的瀏覽是不足取的。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12項規定“為個人學習、探究或欣賞，使用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版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版權人依《著作權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條權利限制主要針對是為私人目的使用作品的行為，即復制、改編作品的行為（4）。至于對作品的“瀏覽”，原本是不包括在權利限制之中，因為“看”作品的行為并不構成作品的使用。然而在互聯網上“瀏覽”信息的行為附帶產生了對作品的使用（主要為“暫時性復制”），這使“瀏覽”和權利的限制發生聯系。假如用戶在網上瀏覽的信息確實是為個人學習、探究或欣賞的目的，而且被瀏覽的、下載的網頁上供公眾訪問的作品一般都屬于已經發表的作品，那么，這種瀏覽行為就可以被納入《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只不過數字化的瀏覽所產生的復制是附屬品，用戶對此不經意，甚至一無所知，無法按法律要求來指明作者的姓名或作品名稱。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新問題解釋》第3條規定，除著作權人聲明或上載作品網絡服務提供者受著作權人的委托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以外，網站予以轉載、摘編并按有關規定支付報酬注明出處，不構成侵權（5）。

因此，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瀏覽信息過程中計算機或其他裝置的正常運行所產生的暫時性復制件不構成版權侵權，但這種復制不得和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也不能不合理地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是非常必要的，而對于這些規定的出臺也可以使用戶在瀏覽信息時就可以放心進行正常的信息交流，法院審理也更有依據。

二、版權保護中的網絡傳播權

版權保護的基本內容主要是由《伯爾尼公約》規定的，而此項公約中有關版權人各項傳播權的規定是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逐步出現的。網絡傳輸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作品的方式，并沒有改變版權作品本身的內容，但卻根本改變了傳統的作品傳播方式。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方式，其源于國際互聯網將全球信息網聯為一體的巨大的包容性和任何人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信息和截取信息的交互性。然而，如何在不妨礙文化傳播的前提下保護版權人在新技術下的利益，從而維護著作權制度的穩固，促進文學、藝術和科技創作，是著作權制度誕生以來永恒的主題。

1、賦予版權人網絡傳播權的意義及立法模式

著作權制度從來都是以不斷地吸納包容的方式將新的傳播方式納入新的傳播技術的范疇。而網絡時代的傳播權和傳統的傳播權之間既不屬于戲劇、音樂作品的表演，也不屬于文學作品的范疇。因此為了彌補這些原有傳播權不足以覆蓋的縫隙，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形成了聞名的“互聯網公約”——WCT和WPPT兩個條約。這兩個條約明確賦予作者、表演者和錄音制品錄制者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表演及錄音制品的專有權。但是，該條約只是勾勒了這種新專有權的外形，并沒有限定具體的保護方式和權利內容，而具體新問題由成員國的國內法作出，因此，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一些法學專家認為，如何賦予版權人網絡傳播權，目前可以選擇三種不同的立法模式。

第一種為“隱含式”，即用版權人現有的發行權、公開表演權和公開展示權覆蓋作品的網絡傳播[。

第二種為“重組式”，即對版權人的各類作品傳播權進行重組，把除復制發行權之外的其他傳播方式（包括網絡傳播）統一為一種綜合性的傳播權。

第三種為“新增式”，即不改變現有版權的范圍，賦予版權人控制作品網絡傳播的權利。

2、我國對網絡傳播權的認可目前狀況及立法要求

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中，目前尚沒有對網絡傳播權的立法規定。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網絡傳播權進行了部分認可。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新問題的解釋》已經肯定了網絡傳播應為作品的一種傳播形式，著作權人享有以該種方式使用、許可他人使用，并由此獲得報酬的權利。其中的原因是實踐中某些人擅自將他人在傳播媒體上發表的作品“移植”到網站上使用，或將他們發表在一個網站上的作品擅自“移植”到自己的網站上使用，由此產生了許多版權糾紛。假如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處理起來就比較困難，因為它們都直接涉及到版權人是否有權控制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新問題，而這在我國《著作權法》里是找不到的，這就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肯定。

例如，“瑞得（集團）公司訴宜賓市翠屏東區東方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版權侵權案”就是這樣一起案例（6）。原告瑞得公司設立“瑞得在線”網站，并在每個欄目的主頁上有特定標志。可是，在1998年12月原告發現被告設立的“東方信息公司”網站主頁內容和“瑞得在線”主頁部分內容相似，并且進行了公證。后來原告依法向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被告侵犯其合法權益。最終法院判決認為被告未經原告答應又未向原告支付報酬，而使用原告享有版權的主頁上的內容設計，并將該主頁上載到國際互聯網絡，而且在其主頁上設立“商業性征集廣告”等欄目，故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保護作品完整權及作品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應承擔相應責任。這說明法院既然認為擅自將他人享有的版權上載到互聯網構成對版權的作品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侵犯，那就說明法院認定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屬于受版權人控制的作品方式之一。

從我國互聯網的發展目前狀況來看，版權人無疑也需要網絡傳播權。而頻頻出現的“涉網糾紛”就說明了這一點。并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兩個條約WCT和WPPT的出現說明網絡傳播權已被提到了版權國際保護的桌面上。上文提到網絡傳播權的三種模式即“隱含式”、“重組式”和“新增式”，有些專家認為可以采取“隱含式”網絡傳播權來解決司法實踐中碰到的新問題（7）。因為從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之規定的版權人各項專有權來看，發行權、公開表演權和播放權最有可能解釋為“隱含”的網絡傳播權。

但從國外立法情況比較中，大多數專家認為發行、公開表演、播放權這三項權利包含不了網絡傳播權。根據《著作權法》，“發行”指向公眾提供固定在有形載體上的作品復制件的行為，而網絡傳播并未導致有形載體轉移，因此不能稱之為發行。而“表演”從傳統習慣來講，僅指現場表演，即實物在現場表演，更不用說網絡傳播了。“播放”指通過廣播電視對作品的傳播，而網絡傳播顯然是不同于廣播，而不能被廣播所包容。可見這種“隱含式”的解決方式是不妥貼的，但是上述的“涉網案件”的判決似乎也都表明網絡傳播權的新問題是根據現有法律就可以解決的。

有些法學專家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依據，一是網絡傳播權是必定存在復制的，因此借助《著作權法》中的復制權可以達到保護版權人的目的。而其中有些復制（上文提到的“瀏覽”）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版權人的授權外，復制作品都必須取得版權人的授權，否則即構成侵權（8）。雖然和網絡有關的作品復制的范圍和性質還有些爭議，國內外的專家也沒有形成共識，但像作品數字化這樣明顯的復制不論在國外還在國內早已形成了結論。因此，擅自將他們的作品數字化，上載到互聯網，存儲在互聯網的服務器中的行為至少侵犯了復制權。

二是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并沒有將版權人的專有權利所涉及的作品使用方式作窮竭式的列舉。該項規定“版權人享有以復制、表演……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權利”，一個“等”字為版權的權利擴展提供了可能。伴隨現在網絡媒體迅速發展的現實，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應當屬于《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的“等”作品使用方式中的一種（9）。因此，未經版權人答應在網絡上傳播作品的行為構成侵權。

在最高司法解釋沒出臺以前，這種解釋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也不是立法機構作出的立法解釋。而且《著作權法》對表演者、廣播組織者和錄音錄像制作者等有的權利作了窮盡式的列舉。網絡傳播權無法被解釋在內。相反MP3的普遍采用，使大量的錄音制品得以在網絡上傳播，網上廣播甚至網上實況也在迅速發展。因此，表演者、錄音制品錄制者、廣播組織者等顯然也需要擁有網絡上的傳播權。WPPT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摘要：“表演者和錄音錄像制作者分別就其表演和錄音錄像制品在網絡上的傳播享有專有權”。而最高法院也根據這一點，將網絡傳播作品作為著作權法的一種傳播方式肯定下來（10）。

因此，我認為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都是隨著傳播技術發展起來的，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品的傳播方式也應和數字化相融合。因此，綜合性的廣義的傳播權是版權保護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結語

應當指出，國際互聯網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傳統的獲得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傳統的對版權的法律保護手段已不能保護其在虛擬空間的對其作品所擁有的獨占性權利，版權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識產權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因而在現有的尚不完善的網絡技術基礎上，對知識產權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以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注釋

1、以鄭成思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產權專家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復制”，因為它沒有任何創新，而國內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應該是“演繹”，因為數字化是一種全新的東西。應當指出，“演繹”說是站不住腳的，在國際各國立法即著作權相關國際條約中，也都認為這是一種“復制”，而非什么演繹。

2、參見湯兆志，《網絡傳輸的著作權保護-----談六作家訴“北京在線”著作權侵權案》，《著作權》2000年第1期，第8-11頁。

3、參見薛虹《因特網上的版權及有關權保護》，載《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鄭成思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參見劉春茂主編，《中國民法學知識產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5、參見蔣志培，《依法加強對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司法保護》，《著作權》2001年第1期，第49頁。

6、參見徐清玲摘要：《國際互聯網環境下有關版權新問題的權利》，載《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鄭成思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7、參見李明德，《數字化和因特網環境中的版權保護》，《著作權》2000年第3期，第21頁。

8、參見《著作權法》第22條第1款第6項。

9、參見楊柏勇，《著作權法對網絡傳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適用》，《電子知識產權》2000年第2期第28頁。

10.但我國的做法和國際通行的傳統版權保護原則并不一致，國際通行的傳統版權保護原則是一種嚴格責任。參見《版權法》P225-230，鄭成思著，1997年修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參考文獻

1、薛虹摘要：《網絡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2、鄭成思摘要：《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1日出版。

3、鄭成思摘要：《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4、徐清玲摘要：《國際互聯網環境下有關版權新問題的權利》引自《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

5、楊柏勇摘要：《著作權法對網絡傳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適用》，引自《電子知識產權》，電子工業出版社。

6、《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日內瓦1996、12、20）。

7、《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唱片條約》（日內瓦1996、12、20）。

8、《北京知識產權審判案例探究》法律出版社（北京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編）2000年8月1日版。

9、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和鄰接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0、《電子知識產權》編輯部，《電子信息產業知識產權探究》，電子工業出版社。

11、劉春茂主編，《中國民法學知識產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2、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探究》第三、六、七卷，中國方正出版社。

14、劉文華主編，《WTO和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沖突和規避》，中國城市出版社。

15、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律探究中心主辦，《判解探究》第一輯，人民法院出版社。

論文摘要

國際互聯網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傳統的獲得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知識產權法在網絡環境下正經歷必要的調整，而版權制度對網絡下的“復制權”重新定義，提出了挑戰。只有承認“數字化”作品不產生新作品和暫時復制已構成復制，才能更好地保護版權人的利益。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都是隨著傳播技術發展起來的，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品的傳播方式也應和數字化相融合。因此，在實踐中盡快地以立法確認版權保護中的網絡傳播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是版權發展的必然結果。傳統的對版權的法律保護手段已不能保護其在虛擬空間的對其作品所擁有的獨占性權利，版權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識產權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在現有的尚不完善的網絡技術基礎上，版權的司法實踐的保護，是我們必須注重的一個新問題；對知識產權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以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摘要：互聯網（網絡）、網絡復制權、數字化、暫時復制、網絡傳播權、版權。

互聯網從技術上說，是相互連接的IP網絡系統，是成千上萬計算機網絡通過TCP/IP網絡工作協議即時連接而成。它是全球計算機信息和通訊資源的綜合體，是一個無中心的全球信息媒體。它所組成的網絡空間將全球各個方面聯系在一起，可以遠程登錄、共享數字化文件、網上討論、電子出版、查詢信息、發送電子郵件。它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對人類現有的法律制度構成了挑戰。

由于網絡上傳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客體，所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受到網絡的巨大沖擊。因此，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正在網絡環境下經歷必要的調整，在版權方面表現的更為明顯。而版權保護制度一直隨著傳播技術和傳播方式的發展而發展。同樣，在“網絡時代”假如版權人無法控制網絡這種日益主要的傳播方式，就等于在版權保護制度上為網絡傳播開了一道“后門”，版權人的利益將從這樣一道“后門”源源不斷地流失。因此，將版權保護延伸到網絡空間已經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本文就從版權方面來著重論述網絡對現有知識產權法的影響。

一、網絡和作品的復制權

在版權中復制權是較為重要的權利。它是使用獲得報酬的一項權利，在版權人財產權中屬于核心地位。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52條的規定，“復制權”指以印刷、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為。由此看來，傳統的傳播方式“復制”都需要借助有形載體。但數字化網絡作品無須任何有形的載體就可以被復制為“0”和“1”的信息流，雖然這種信息流必須借助媒介加以表達，但這種信息流卻實實在在地記錄了原作品。就此一些國內法學家認為我國復制權的范圍較為狹窄，應重新劃定復制權的定義。在重新定義復制權時，法學家們建議有三個新問題必須加以澄清，即數字化新問題、暫時復制的新問題以及權利限制的新問題。就以上三個新問題我將分別加以論述。

1、數字化新問題

“數字化”即受保護作品以數字化的信息流在電子媒介上存儲使用。

這個新問題在“WCT（《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議定聲明”和美國、歐洲的立法中都已解決。WCT議定聲明認為，“《伯爾尼公約》第九條規定的復制權及其例外完全適用數字化環境，尤其適用于數字化形式作品。”但在我國卻存在兩大不同的爭議。第一種是將數字化作為對作品的“演繹定義”而不是復制，而另一種則認為是復制。目前大多數的法學專家是同意“第二種觀點”（1）。我認為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規定，“計算機程序都是代碼和符號指令序列”，即都是數字化作品。當這些數字化作品被從一個電子媒體發送到另一個電子媒體存儲，也就是在后一個電子媒體中形成一份該作品的復制品。而這一從“數字化”到“數字化”的過程純屬“復制”。雖然數字化的過程也需要付出勞動甚至需要專業技巧，但付出勞動和技巧的目的是保持和原作品完全一致。因此，法律必須把“數字化”明確列為一種復制形式，而這一“數字化”新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已有了明確的體現。在1999年王蒙等六名作家“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版權侵權糾紛案”就涉及到如何熟悉“數字化”新問題（2）。該案中“世紀公司”將六位作家的作品擅自上載到其網站“小說一族”欄目中。然而最后法院審查認定摘要：將他們作品數字化上網并不產生新作品。雖然作品的數字化是依靠計算機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數值、圖像、聲音等表現的信息輸入計算機系統，并轉化為二進制數字編碼，但這種轉換行為本身并不具有版權意義上的獨創性。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數字化信息在網上傳播，對作品的使用產生了很大沖擊。我們認為，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重大發展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現形式、傳播手段和方式的變化，使知識產權的保護得到擴張。所以說，作品的數字化新問題，只是隨著當代社會電子出版物的應用而生，這種信息化的復制必須作為復制的一種被寫進《著作權法》，這樣才能保護版權人的利益，體現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審查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新問題的解釋》第2條就對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新問題做出了規定。作品數字化并不產生新作品，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仍歸作品的作者享有；數字化作品和傳統作品作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也并無區別，故《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的各項權利內容，同樣適用于數字化作品在新的領域享有著作權。數字化作品是在原作品基礎上通過計算機完成的，原作品的著作權人對其數字化作品應當享有專有權利。

2、暫時復制新問題

首先來解釋何謂“暫時復制”。即當要一個信息顯示出來時，在存儲中暫時的復制信息。而對于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摘要：作品并不儲存于硬盤當中，而是存在隨機儲存器中這是否構成復制。有些人認為假如僅僅是瀏覽就構成復制對使用者未免過于苛刻，因為存儲的時間過短，一旦計算機出現故障，斷電或關機，顯示器上的顯示即消失。所以只有當作品在計算機硬盤或軟盤上固定下來，或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才構成復制，簡而言之這種隨機存儲不是永久性地保留，而是較為短暫地存放，而且并沒有給版權人造成實質的損害。另外，他們還認為由于我國是版權作品進口國，若暫時存儲構成復制，那就會極大地妨礙國內的用戶通過國際互聯網閱讀和瀏覽有價值的作品（3）。

我認為暫時存儲構成復制。因為用戶的計算機之所以能夠顯示作品，正是因為計算機隨機存儲器對作品進行了復制。非凡是發達國家的版權人士主張摘要：盡管數字傳輸導致的計算機存儲器上的顯示十分短暫，但就在十分短暫的時間里，用戶計算機顯示器再現了作品。因此，復制行為發生了。也就是說，暫時復制以計算機隨機存儲及顯示器為載體和永久性的復制件一樣，仍是復制件。并且WCT和WPPT認為“任何形式的復制都在版權人的專有權范圍內，電子媒介上的復制也不例外。”

第3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第一，實行非歧視原則與不同環境標準的矛盾。非歧視原則，又稱為無差別待遇原則，是WTO的基石，主要通過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表現出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締約國一方現在或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的貿易上的特權、優惠和豁免，也同樣給予締約對方。國民待遇原則是指締約國保證給予其他成員的公民、企業和船舶在本國境內享受與本國公民、企業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樣的經濟貿易待遇。

非歧視原則要求WTO成員方之間的貿易一視同仁，不應有所差別對待。但是，WTO成員方的環境保護標準是不同的，這樣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成員方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個成員對來自其他成員方的相同產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環保限制措施和技術標準，這樣就會影響非歧視原則的落實。

第二，實行最惠國待遇原則關于“相同產品”問題上的不同認識。確定是否屬于相同產品是適用最惠國待遇院原則的前提。但是，WTO對什么是相同產品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在實踐中，主要采用《布魯塞爾稅則商品分類目錄》中排列在同一稅號下的商品就屬于相同產品，否則就適用不同的稅率。這種對相同產品的認識沒有考慮到生產同樣產品中不同的生產方法可能導致對環境的不同影響的因素，因而導致了一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爭端。

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生產相同產品的不同生產方式和技術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同的影響，對環境造成有害或較有害影響的相同產品應當受到成員方貿易政策的管制，而不應當與對環境無害或較少危害的相同產品享受同樣的待遇，否則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認為，只要最終產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夠滿足消費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產品，生產方法、工藝和技術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因素不能作為是否相同產品的判斷標準，如果一個成員方以出口國沒有與之相同的技術和環境標準為理由就可以限制進口，那就會破壞WTO的市場準入原則，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和領域，WTO不承認技術和環境壁壘對貿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對那些通過有害環境的技術和方法生產出來的產品，只要該產品符合WTO的自由貿易原則的要求，成員方就不能對其實行歧視性限制措施。雖然WTO對環境保護有一些規定，但這并不表明WTO允許任何締約國以環境保護為理由強迫其他成員方采用與其相同的環境和技術標準，否則就是違反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對相同產品實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對國際投資實行國民待遇與適用保護環境法律問題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對成員方之間的國際投資企業應當實行國民待遇，跨國公司應當實行東道國環境標準，遵守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但是，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如果東道國的環境保護標準低于跨國公司母國的標準，適用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可能給跨國公司轉嫁環境污染造成方便，從而破壞東道國和全球環境保護。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立國際企業，適用較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就會大大降低其產品的成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和環境造成沖擊和破壞，使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和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影響其可持續發展。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應當要求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適用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要求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承擔更多的道義和經濟責任。WTO規定發達成員對發展中成員提供技術援助，以使發展中成員更好地履行義務。

第4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權基本人權憲法保護

環境權是一項在20世紀60年代才為世人所關注的權利。對于環境權的定義，目前尚無統一的觀點。但定義基本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借用傳統的權利概念即生命權對環境權進行定義，并對其內涵界定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另一種方式則認為環境權是一種獨立的人權，但還是用傳統的權利對其內涵進行較寬泛的解釋，如認為包括參與權、知情權等。筆者認為，定義過寬或過窄都不利于環境權的保護。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第1條規定：人類有權利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

筆者認為，目前理論界之所以對該問題還存在爭議，是由于環境權屬于一項新為世人所關注的人權，它的出現給傳統的法學理論尤其是傳統的憲法理論提出了一些難題，使一些憲法權利義務需要重新設定，于是遇到了一些傳統觀點的抵觸。但我們不能因為環境權在理論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為一項憲法權利保護的必要性。

一、將環境權納入憲法保護是人權發展的本質要求

關于人權的一些基本問題，人們還存在較大分歧。如人權的效力來源，是來自社會契約、習慣還是直覺?如關于人權的性質，人權是法定的權利、道德的權利、神定的權利還是其他?雖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尚存在爭論，但在下列問題上還是達成了共識：人權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人權具有應然性和實然性；人權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權具有國內性和國際性；人權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等等。如果將環境權和上述的人權的各項基本屬性相比，不難發現環境權同時具備上述人權所有的基本屬性。

有學者以環境權在時間上出現較短為由，否定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的屬性。理由是環境權“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我們不僅找不到環境權這個基本詞匯，而且絕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觀點或事物。”筆者認為這個理由難以成立。從人權的本質屬性來看，人權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國家所公認的每一項基本人權，幾乎都經歷過產生、逐漸為人所關注到每個人都認可的時間過程。如財產權。

環境權是人作為人而舒適生存所擁有的和諧健康的自然環境條件，該項權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經客觀存在。關注是一種主觀認識活動，而存在則是一種客觀狀態，不能以主觀上尚未認識來否定客觀存在。否則易犯唯心主義的錯誤。生命權是一種最低層次的基本人權。而環境權與生命權相比，是一種更為高級的基本人權。

二、將環境權納入憲法保護是憲法權利義務發展的客觀要求

將環境權納入憲法保護后，環境權的權利義務主體便都得以明朗。權利主體就是一國所有的公民。國家或社會組織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也是權利主體。但對環境權的存在持質疑態度的學者認為環境權由于在享有主體上集體和個體不明，難以劃分而干脆以此作為否定環境權存在的一個理由。筆者認為這種質疑理由是難以成立的。對于權利主體，存在個體與集體，抽象主體與具體主體等復合情況是極為普遍的。例如財產權，既有個體的財產權又有集體的財產權，既有具體主體的財產權，又有抽象主體的財產權，如國家財產權。

對于環境權的義務主體，和其他基本權利一樣，與其權利主體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就是每個權利主體都享有舒適生活的環境權，但亦負有不破壞環境即不侵害他人環境權的義務。這與傳統的權利義務理論是完全吻合的。

三、將環境權納入憲法保護是經濟全球化和人權保護國際化的客觀要求

環境權相對于其他基本權利而言有其特點，其中之一就體現在客體的區別上。環境權的客體是地球。而所有國家國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國環境的嚴重破壞最終必會累及其他國家，這樣就決定了環境權比其它人權更具國際性。所以環境權在國際上也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例如，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確確認：“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按照聯合國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照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資源的，并有責任保證在各自管轄或控制之內的行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或本國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這樣，環境權在國際上得到了首次承認.1973年在維也納召開的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將環境權作為一項新的人權加以肯定，同時還認為應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2年召開的《內羅畢宣言》和《里約宣言》等也反復重申了上述《人類環境宣言》關于環境權的觀點。就我國而言，我國作為國際政治經濟上的一個重要大國，主動向國際靠攏不但是我們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國際平臺所必須的，而且也是我國在國際上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的客觀要求。

第5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主成分分析法，水質評價，扎龍濕地

 

濕地水環境系統是一個豐富完整的生態系統，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和人類最重要的生態環境之一。因此選擇適當的評價方法，對濕地水環境質量進行評價與分析顯得尤為重要。濕地的水環境狀況受多種因素影響和控制，各參數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故有必要對其進行多種參數的綜合評價[1]。目前常用的水質評價方法有簡單指數法、綜合污染指數法、模糊數學法等，但不能有效提取現實污染因子[2]。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將多個指標標準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簡化了統計分析系統的結構,它是在確保不損失原有信息的前提下，將多種影響水質的指標重新組合成一組新的、相互之間無關的、較少的綜合指標，來反映指標的信息環境保護論文環境保護論文，以達到降維、簡化數據和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性的目的[3]。Wenning[4],Battegazzore[5],Voutsa[6]等早于1994年和1995年已經將主成分分析方法廣泛應用于流域水質分析評價中；劉小楠[7],萬金保[8]等人分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河流水質進行評價論文的格式期刊網。然而,在扎龍濕地水質監測評價方面，大多數研究限于湖庫富營養化及單一指標的監測和評價，大多采用某一指標超標率進行報道，對扎龍水環境進行綜合評價，除周林飛等采用灰色聚類法對其水環境質量綜合評價，也未見其他報道。文中采用SPSS軟件，參照主成分分析建模的基本原則和步驟，探究扎龍濕地水環境惡化的主要污染成因和主要污染斷面，以期為扎龍濕地水環境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

1 水質評價中的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數學變換方法，它把給定的一組相關變量通過線性變換，轉化為一組不相關的變量（兩兩相關系數為0的隨機變量），在這種變換中通過保持變量的總方差不變，同時使新變量具有最大方差，稱為第一主成分；具有次大方差，稱為第二主成分。依次進行，原來有M個變量就可以轉換出M個主成分，方差逐漸減小且與此前的主成分都不相關[9-10]。原始變量：X1， X2 ， X3 環境保護論文環境保護論文，X4，…，Xm； 主成份：Z1， Z2 ， Z3 ，Z4，…，Zn，則各因子與原始向量的關系可表達成[11]：

X1=B11Z1+B12Z2+B13Z3…B1nZn+e1

X2 =B21Z1+B22Z2+B23Z3…B2nZn+e2

X3 =B31Z1+B32Z2+B33Z3…B3nZn+e3

…

Xm=Bm1Z1+Bm2Z2+Bm3Z3…BmnZn +en

寫成矩陣形式：X=BZ+E

主成分分析法在水質評價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建立綜合評價指標，評價各采樣點間的相對污染程度，并對各采樣點的污染程度進行分級；二是評價各單項指標在綜合指標中所起的作用，指導刪除那些次要的指標，確定造成污染的主要成分[7]。

假設有n個水體樣本，每個樣本共有m個監測指標，則可構成n×m的數據矩陣（n＜m）：

具體分析步驟如下：

a)將各變量χnm標準化以消除量綱影響。

b)在標準化數據矩陣的基礎上計算原始指標相關系數矩陣R。

c)求相關系數矩陣R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確定主成分。

d)確定主成分的個數。

e)確定綜合評價函數。

2 扎龍濕地水質評價

2.1 樣本點及監測指標的確定

扎龍濕地位于松嫩平原烏裕爾河和雙陽河下游，黑龍江西部，地跨齊齊哈爾市、大慶市、富裕縣、林甸縣、泰來縣，地標為 E:123°51′-124°37′，N:46°48′-47°31′。該濕地面積2,100 km2環境保護論文環境保護論文，屬于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性氣候，年均氣溫2℃-4.2℃,1月極端最低氣溫-43.3℃, 7月極端最高氣溫39.0℃,年均降水量402.7 mm。典型沼澤植被為蘆葦、苔草，其中蘆葦濕地面積占80-90%[12]論文的格式期刊網。扎龍濕地是我國最大的以鶴類等大型水禽為主體的珍稀鳥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丹頂鶴最重要的集中繁殖棲息地。近年來，旅游開發及濕地周邊工業廢水和生活廢水的排放，天然降雨量與上游來水量減少等諸多原因導致扎龍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因此綜合系統評價扎龍濕地的水質對丹頂鶴的繁衍保護，及創造人類良好的生活環境尤為重要。

依據地表水監測采樣斷面布設原則，于扎龍濕地流域布設代表性水質監測8個斷面，選取Mn、Pb、Zn、Cu、SS、硫酸根、總磷、磷酸根、酚、TOC、總氮、氨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共14項監測指標進行監測評價。監測斷面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監測斷面信息

Tab.1 sampling information

 

序號

名稱

地標

季節

Temp/(℃)

DO/(mg/l)

Ph

A

龍安橋

E:124°22.791′, N:47°21.752′

夏

20.2

12.39

7.63

B

東升水庫

E:124°29.826′, N:47°18.025′

夏

19.02

11.5

8.5

C

龍湖

E:124°12.750′, N:47°10.796′

夏

17.39

12.52

8.96

D

仙鶴湖

E:124°13.950′, N:47°11.727′

夏

19.05

7.88

8.36

E

克欽湖

E:124°18.793′, N:47°20.187′

夏

17.94

13.08

8.44

F

特勒橋

E:124°00.790′, N:47°00.202′

夏

20.06

13.21

8.54

G

林甸排污口

E:124°50.214′, N:47°10.487′

夏

20.69

6.96

8

H

翁海排干

E :124°13.813′, N:47°15.281′

夏

20.04

第6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舟山群島；海島生態；法律保護

1 我國海島生態保護的法律機制現狀分析

（一）我國海島生態保護的法律框架

海島生態保護是海島生態系統保護的簡稱，系海島開發中的首要問題和海島保護的重點。我國海島生態保護基本形成了由單行法、與海島生態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以及地方政府文件共同組成的法律體系。

我國現有的海島保護專門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它是一部以保護海島生態為目的的海洋行政法律。除此專門法之外，《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動物法》等單行法也適用于海島生態環境保護。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文件，以舟山群島為例，浙江省司法廳在2011年就頒布的《關于法律服務海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法律服務海洋經濟”的范圍包括推動海島開發、促進濱海旅游業發展和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舟山市政府也先后出臺了《舟山生態市建設規劃》、《舟山市海洋功能區劃》、《舟山市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規劃》、《舟山市海洋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等一系列文件。

（二）海島生態保護法律制度存在的問題

第一，立法體系雖已基本形成但尚不完備。建國以來，我國出臺了三十余部與海島生態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海島生態保護的法律法規在數量上雖然龐大，但多停留在規章層面。分散的規章制度之間又缺乏統一協調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保護體系。

第二，海島管理體制明確性有待加強。海島資源的多方位性決定了海島生態保護必然涉及眾多的部門。以舟山群島為例，從橫向看，舟山群島的海島保護問題涉及漁業資源保護的漁業部門，生態環境保護的環保部門，資源開發方面保護的國土資源部門等。而從縱向看，有舟山地區性部門、浙江省級和國家部門保護的要求。眾多橫向縱向的管理部門權責交叉，導致缺乏明確的管理體制。

第三，海島經濟發展的差異影響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矛盾目前仍然存在甚至將長期存在，對于“靠海吃海”的當地居民來說海島自然資源是致富原料。我們知道，只有在保障其生存權發展權，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礎上才能落實海島生態保護相關法律的實施。因此，一味懲治禁止而不疏導的執法模式只是治標不治本。形成完善的立法體系，考慮經濟對海島生態保護的雙刃劍效應，是當前舟山群島生態保護法制完善的重要要求。

2 完善舟山群島生態保護法律機制的構想

（一）健全海島立法體系的若干建議

我國海島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基本框架的構建是我國保護海島生態環境和科學發展海島經濟的法律基礎。健全舟山海島生態立法體系需要我們在慣徹《憲法》原則的前提下，綜合考慮《海島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礦產資源法》、《野生動物法》等多個部門法，做好各善部門法之間的銜接工作，對法律上空缺的部分加以彌補，對各部法律間的冗余加以革除。

（二）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若干建議

要保護海島生態環境，首先要從環境影響評價制工作出發。建立并完善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制度，使建設單位、政府部門、社會團體、普通公民都能夠參與到海島開發的環評活動中，拓展參與對象、推動信息公開、健全反饋機制尤為重要。

（三）完善海島開發許可制度的若干建議

浙江省在海域使用權申請審批管理中設立了分級審批的制度，但這也為地方政府化整為零，始終將審批權限制在自己管轄范圍內提供了可能。舟山建立海島開發許可制度在立法上的可行性可以從以下三點考慮：第一，憲法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是政府掌握海島開發許可權力的法律淵源；第二，許可作為一項行政授權，我國的《行政許可法》為海島開發許可提供了行政法律依據；第三，上文中的環評制度為海島開發許可法律制度解決了技術層面的問題。國內許多海島都曾經走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對海島產生巨大危害。因此，保障舟山群島海島生態應嚴格規定開發許可證的申請程序和設置上訴機構，明晰海島物權和管理權限，理順各方責、權、利關系，嚴格限制破壞污染海島環境的行為。一旦出現問題，就應該嚴格追究相關責任人，做到有法必依，有責必究。

（四）設立生態自然保護區的若干建議

在脆弱的海島上建立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生物多樣性，防止生態惡化并有效可持續開發海島自然資源的有效舉措。縱觀國際經驗，在海島自然保護區立法上采取開發模式的不在少數，采取保護模式的也如恒河沙數。為更好地對海島獨特而脆弱的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在兼顧的基礎上，舟山有必要在海島生設立自然保護區工作的方面以保護為主。

首先，可以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法》與《自然保護區條例》制定相關規章制度，在舟山群島，尤其是無人區島嶼上設立自然保護區。在保護海島生態的同時發展生態旅游，建立生態旅游和休閑度假旅游的共生發展模式，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和諧發展。

其次，在制定海島自然保護區制度的時候，舟山應當著眼于長遠利益，將生態旅游、循環經濟的理念上升到法律層面，認識到海島自然保護區有別于經濟價值的生態價值，當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沖突時偏重于生態保護。

最后，加強自然保護區價值的教育宣傳也是落實設立海島生態自然保護區規章制度的重要內容。

（五）生態補償制度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中確立了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如發現海島開發中出現對海島生態的嚴重破壞因素，則有必要提前收回海島使用權。關于提前收回使用權的補償問題，在《海域使用管理法》有相關規定，但對于怎樣確定補償標準的問題還未予明確。因此，舟山群島在任命“島主”的同時，從保護海島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應當完善海島使用押金制度，規范提前收回海島使用權的生態補償規章制度。

另外，最高法院曾出臺《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法院依法受理環境保護行政部門代表國家提起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同年，浙江省檢察院和環保廳聯合出臺了《關于積極運用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環境保護的意見》，明確指出各地檢察機關和環保部門要積極探索環境公益訴訟，有條件的縣（市、區）可以與當地人民法院協調先行試點。因此，舟山作為浙江省特殊的一個以海島組成的市，有條件也有必要向浙江省申請設立環境公益訴訟試點，建立有舟山特色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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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摘 要：政府環境責任的不明晰是造成一次又一次污染事件的根源所在，所以在環境法律中應當明確政府的環境責任，本文就從環境責任的概念、政府環境責任強化的動因等方面分析我國目前在環境法律中政府責任的現狀，為政府責任的完善提供思考的基礎。

關鍵詞：環境；環境責任；政府環境責任

一、政府環境責任概述

關于政府環境責任的概念從目前的觀點來看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是，政府環境責任與環境行政責任相同，是環境資源行政主體違反環境行政法律規范所應當承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另一種認為政府環境責任不僅是一種政治責任、行政責任，還是一種道德責任、法律責任。①從法學的角度看，“責任“有三層含義：一是分內應做的事，這種責任也可以被看做一種角色上的義務；二是某人對某事的發生、發展、變化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結果所負的責任；三是因為沒有做好應該做好的事或沒有履行一定的義務而承擔的責任。②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知道，責任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一個主體由于其承擔的社會角色而應該履行的義務；第二，一個主體因違反第一性義務而應該承擔的責任。因此對“環境責任”的定義應當是社會主體在一定范圍內對環境保護應當履行的責任。因此，政府環境責任，是指在環境保護領域，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以及執行公務的人員，根據法律規范的需要和政府的職能定位所確定的自己分內應做的事，以及沒有做或者沒有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時所要承擔的不利法律后果，包括積極后果和消極后果兩個層面。③

二、強化政府環境責任的動因

政府作為對環境管理的主體，有義務為公眾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并引導企業和個人履行環保義務，依法懲治破壞環境的行為，我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的環境責任意識是在近些年來不斷發生重大環境事故中逐漸意識到的，因此政府環境責任強化的動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近年來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近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代價是我國環境的嚴重破壞，土地沙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這些無不時刻影響著我們的健康。大家耳熟能詳的其它污染事件有：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沱江水污染事件、紫金礦業重大污染事件和哈藥總廠污染事件等，近年來之所以不斷發生環境事件是因為政府及其環保職能部門忽視環境保護而引發的一系列環境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也是政府逐步開始反思我國環境領域存在的問題。

第二、社會大眾要求政府對環境治理的要求越來越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一部分人對精神的追求大于對物質的追求，同時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狀態與環境有密切的聯系，環境的好壞直接由人類感知和體會，當環境影響到人類生存狀態時，其必然要求環境的改善，然而在當代社會，環境的管理是政府的職責之一，這里的“職責”就是指政府的“環境責任”。在環境日益受到嚴重破壞和公共環境利益不斷受到非法侵害的現實狀態下，政府作為國家權力的執行機關，需要付出切實的行動來維護適合人類生活的環境。

第三、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要求強化政府責任

。我國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不斷頒布實施了新的環境保護類的法律法規，但是在現有環保法體系中對政府部門在環境保護行為方面規制的法律法規相當有限，要從根本上結合政府在環境包括領域內不作為、亂作為、遲作為的現象，必須加大在法律法規中對政府這些行為的規制，加大政府的環境責任。在修改《環境保護法》時，應強化政府在環境保護和治理中的責任，把政府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中法律所調整的主體，最大限度地吸納和借鑒現有立法成果，并創建和強化一批行之有效的環境行政管理制度。④

三、政府環境責任問題所在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資源的大量開發，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國現有的環境責任履行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公眾對環境保護強烈呼聲的要求，經分析，我國目前政府的環境責任問題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環境責任法律法規的缺失。《環境保護法》的第一章第7條第1-2款明確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轄區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這一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國務院以及各級政府在決策權力和環境保護行政機關的職權做了規定，但是對于各級政府及其主要負責人在沒有履行環境管理職責后所承擔的責任在規定中有漏洞，因此，加強政府的環境責任則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政府及主要官員扭曲的一味追求經濟增長的思維。

第二、環境法律缺乏有效性。目前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已經形成了環境法體系，但現實是我國的環境質量并沒有因為環境法律數量的增長而在環境質量方面有相應的改善，恰巧是越治越污。這就是“環境法律的失靈”，環境法律失靈的表現是“法律對政府、企事業組織和公民進行規范以及調整的制度、方法和責任等方面的失靈”。⑤環境法制的建設一直在進行，但環境法律的執行效果卻不盡人意，并且一些地方的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法律所要求的目的根本沒有達到。從我國的《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來看，法律很明確規定了單位和個人保護環境的義務，把一切重點放在對企業的環境管理上，對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和行政責任方面則沒有過多的規定，法律沒有對政府由于決策失當而引起的環境危害沒有足夠的注意，⑥這是環境立法不足的表現。

第三、政府在環境法律的執行中缺乏執行力。政府環境執行力，往往被稱為政府環境第二性義務，是指政府由于違反第一性環境義務而招致的法律責任，即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環境職責、違法或不當行使職權而應承擔的不力法律后果。⑦政府在環境法律的執行過程中執行力不強或不執行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環境法律規定的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這是由于環境法律懲罰性責任小而導致的；第二，經濟增長指標導致政府環境保護消極作為。地方領導政績的體現方式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經濟的增長，在這一執政理念的指導下，必定會以犧牲地方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

四、小結

對環境的保護不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正所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在政府切實履行職權，承擔環境責任的前提下，并正確引導公民和企事業單位共同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觀而努力。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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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張雷著：《政府環境責任問題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② 張雷著：《政府環境責任問題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

③ 李雯：《政府環境責任問題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④ 張志偉：《政府環境責任問題研究》[D]，東北林業大學學位論文，2010年。

⑤ 蔡守秋：《論政府環境責任的缺陷與健全》，《河北法學》2008年第3期。

第8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

（二）案例教學法

在我國傳統法學教育中，案例教學法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激發學生的興趣、拓展學生的思維、增強學生的參與性等，當然，案例教學法在教學實踐中也體現出它的局限性：第一，如何保證高質量案例作為素材。第二，學生愿意深入思考案例而不是僅僅“聽故事”。

（三）模擬法庭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內容包括了總論、自然資源保護法、污染防治法、國際環境法等多方面的內容，需要學生具備法理、民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基礎學科的功底，且需了解環境學、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跨學科的基本原理，知識跨度大，科技性強。這使得在32個課時的條件下，不宜選擇模擬法庭等特別費時耗力的實踐教學模式，否則可能會導致因教學基本信息量不足，致使學生無法較好應用，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較之民法、刑法等部門法，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目前尚不處于“顯學”地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所占分值極少，這使得學生對該課程的重視程度和學習興趣降低；同時，現實的就業壓力促使學生更加現實，多數學生在四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準備研究生考試或準備司法考試，無心在課程學習中投入過多精力。

二、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思路

現代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培養有創造性的人才。創造性思維包括：一是發現問題、二是解決問題。創造性思維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教師的創造性思維即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的創造性。

（一）優化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改革的目的是加強學生自學能力、獨立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有利于加強學生創新思維和實際創新能力的培養，有利于學生個性和才能的全面發展。在課程的教學過程中，逐步改變過去以講述為主，老師講、學生聽的課堂教學方法，采用“參與式教學法”，參與式教學法是一種師生共同合作式的教學方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教學內容，整合各種教學資源，采用多種教學方式，設置若干教學環節，為學生創造出參與教學過程的充分條件，發揮學生主觀能動性以及教師主導作用，在師生雙邊互動的過程中進行教與學的活動。使學生教學主體地位提升，促進教學目標整體性實現，實現教學效果多維度拓展，調動全體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本次教學改革實踐，參與式教學方法主要通過“小組合作式專題討論”來實現。專題討論由教師事先準備討論內容，共設計14個選題，主要涉及實案討論，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訴寧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興中污染環境案等，案例為2017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10起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刑事、民事、行政典型案例，（其他4起案例也較新穎并具有代表性）以此作為教學案例具有客觀真實性、多樣性，且與時俱進，及時跟蹤最新立法和法律實施進展情況。這10起典型案例均為獲評首屆全國法院環境資源優秀裁判文書的案件，案件涉及非法捕撈水產品，非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件，大氣、海洋、漁業資源污染、環境公益訴訟、環境行政處罰等糾紛，涵蓋大氣、水、漁業、野生動物等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類型包括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類案件。所涉案件能夠反映出最前沿的問題，如湖南省岳陽樓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何建強等非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狩獵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法院在認定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在自然保護區內投毒殺害野生候鳥主觀犯意前提下，正確區分各自的客觀行為，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和共同犯罪理論區分主從犯予以裁判，既體現了從嚴懲治環境資源犯罪的基本取向，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倪旭龍訴丹東海洋紅風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環境污染侵權糾紛案系因風力發電產生的噪聲、光影及電磁造成養殖損害的新類型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人民法院在確定三種可致環境污染因素的基礎上，依法認定了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體現了環境污染損害因果關系認定的特殊性。中華環保聯合會訴譚耀洪、方運雙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系由社會組織作為原告、檢察機關支持，彌補了個體受害者訴訟能力的不足，無論對個人權益還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都非常必要和及時。海南桑德水務有限公司訴海南省儋州市生態環境保護局環境行政處罰糾紛案，涉及對環保部門環境監測程序合法性的認定，明確了不能證明取樣程序合法的監測報告，不能單獨作為認定被處罰人存在環境違法行為主要證據的裁判規則。通過專題討論可以真正體現學生參與，彌補傳統單一講授法和案例教學法單向信息傳輸和“聽故事”等局限性，注重綜合能力的考查，如鍛煉學生的資料整合才能、案例分析才能、研究才能、授課才能、語言表達才能、團隊合作才能等。全班學生通過抽簽組成學習小組，各組推選1名組長，打破原有的班級界限。每一小組專題討論的參與者，可以通過一個案例熟悉多部法律，如一個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環境資源案例，可能涉及到《刑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環境保護法》、《侵權責任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訴訟法等，以及了解司法是如何將若干法律運用于實踐當中解決問題。小組各成員基于他們的各自分工不同，又可以得到不同的能力培養。如討論需要完成六步分工合作，第一步，課后收集、整合資料，在中國知網、中國裁判文書網等網站獲取討論詳細內容；第二步，案情簡介；第三步，判決結果簡介；第四步，本案適用法律梳理；第五步，該案啟示等；第六步，需要學生制作課堂演講PPT。以上六步分別由六個小組成員分工合作完成，互相配合、相互監督，每個成員的任務完成情況直接影響小組團隊總任務的完成。其他小組學生可以通過專題討論參與者制作的PPT和演講，了解多個領域。在知識水平、思維方式等方面，各學生間存在差異，通過參與，在共同學習的過程中，使得各參與主體思想相互碰撞、啟發、互補，從而達到拓展學習的目的，開拓學生的視野。

（二）更新課程內容

不斷更新、完善授課內容，結合最新教材及法律，講授內容涵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基本理論和該領域前沿熱點問題，拓寬學生的知識面。《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教學改革經過兩年的探索與實踐，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課件一套習題、形成與教學內容相配套的相關學習資料體系，“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讀寫議材料”一套，教學視頻素材文件50余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讀寫議材料”第一部分推薦網站，如中國法院網、最高人民法院網、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知網、環保部官網、及各高校、科研院所網站等；第二部分環保知識，如臭氧層被破壞造成的危害等；第三部分實例討論，如最新案例“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訴寧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興中污染環境案”等；第四部分實例閱讀，選取“最高人民法院環境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如江蘇省泰州市環保聯合會訴泰興錦匯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以及在環境執法方面選取“環境保護部公布12起新《環境保護法》執行典型案件”等；第五部分習題；第六部分法律法規匯編。

（三）完善考核方式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為考查課，平時成績占40％，期末成績占60％，不拘泥于傳統考試方式，期末考試采用課程論文方式，課程論文不少于3000字（由教師選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理論前沿問題作為選題），評分標準為：論文寫作過程中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30分；論文結構的合理性、論文觀點正確性、內容翔實表達準確為30分；論文的創新性為30分；論文寫作過程中的工作態度為10分，共計100分。環境糾紛反映出新型化、復雜化等特點，我們必須夯實環境法治基礎知識的傳授，加強環境法治基礎知識的“通識教育”以回應社會需求。《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創新，專注于我校“應用性復合型”全方位人才培養要求，以提高學生的參與能力、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為目標，以“參與式教學法”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方式，加大教學改革力度，提高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教學質量，實現由傳統教學方式向全方位綜合教學方式轉變，學生教學主體地位提升，教學目標整體性實現，教學效果多維度拓展。隨著課程教學方式改革與創新的繼續深入，將使學生獲得更新、更全面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培養更多的高質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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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環境保護法論文范文

2．2加快環境監測體制的改革，準確定位環境監測機構的性質和工作準確定位環境監測的性質和T作，區別對待監督性監測和服務性監測。在現行的環境監測體制中，對污染源的監測定位為監督性監測，南環保部門的環境監測站承擔，屬于服務性質的環境質量監測也由環保部門的環境監測站承擔。新的環境監測體制可以考慮將一些服務性監測轉由社會的環境監測力量承擔，由環保部門監督其提供的環境監測的服務質量。

這樣有利于環境保護部門集中精力做好環境保護監督執法T作，樹立和提高環境保護部門監督執法的權威和地位；有利于明確相關方環境保護的責任，形成環境保護的統一戰線，有效地發揮各行業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作用，保證環境保護法規、制度、標準的貫徹實施；有利于減少環境保護部門和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具體管理事務上的分歧和矛盾，加強同各部門與地方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更快更好地促進環境保護的發展；也有利于基層環境保護部門擺脫目前不得不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被動局面，降低因職能定位不準確帶來的風險。I5l同時，為了切實完成好全面加強污染源監督性監測工作，按國家環境質量標準項目開展例行監測，做好土壤調查、污染源普查、總量減排、區域補償等專項監測T作，完成應急監測任務等的政府監測職能，環境監測站理應處于一個有利的政治地位。因此，應該進行提高機構的地位和級別的嘗試。比如常熟和張家港兩市監測站就已率先進行了嘗試，先后提升為副科級單位完成監測站升級。同時，政府應加大預算，加大監測事業方面的投入，提高環境監測人員的待遇，實行全額撥款或者參照公務員管理，對事業單位的收入進行比較全面的管理和監督，使事業單位的經費得到充分的保證。

顯然，通過進一步對環境監測體制的改革，使環境監測工作的性質和地位得到了重新的定位，也使監測站的政治地位從制度上和法律上得到保障。顯然，通過進一步對環境監測體制的改革，使環境監測工作的性質和地位得到了重新的定位，從而也為監測站政治地位的提高，工作人員待遇的優化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頭管理，嚴重影響了環境監測活動的進行。環境監測部門被多頭管理的局面、不夠獨立的性質，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環境監測結果的客觀性。如受地方利益的驅動，反映環境質量和環保業績考核時，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預。這種缺乏行之有效的規范性法規和獨立的最高管理機構對整個監測活動加以監管，直接導致監測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的監測技術、方法和標準難以真正、有效地實施。

這種多頭管理的存在是有歷史原因的。在環境監測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統一的管理機構，但是在環保部門的機構改革中卻把專門的環境監測管理機構撤消了，把環境監測的科研、標準、規范、法規、能力建設、業務管理等事項都分散到各個部門中去。所以才會致使沒有一個部門從總體上對環境監測從網絡建設、法規標準、質量控制、能力建設、人員培訓、數據的收集處理、傳輸分析和等工作進行系統的規劃設計和監督管理，也沒有一個部門能夠對環境監測工作從總體上負責。

1．4無統一、完整的且具有操作性的環境監測標準、技術規范和方法我國目前有監測權力的機關、部門和單位繁多，各個部門都有根據其相關的法律法規監測結果的權力。除國家監測局總站外，環保部、農業部、水利部、科技部、交通部、氣象局、一些大專院校、沿海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以及監測工程部門都或多或少地開展著與監測相關的監測、調查或研究活動，但其根據的標準和規范卻不盡相同，使得的信息從方式、內容、參照的標準都不相一致。l4l隨著環境保護工作領域的全面擴展，全國加大了環境監測的硬件投資，已經初步建立了以常規監測、自動監測為基礎包括技術裝備、技術標準、技術人才在內的環境監測體系，但是現行環境監測方法卻跟不上技術設備的更新及新的技術方法的需要，導致無論從監測方法的類別、數量，還是從監測方法的體系結構、技術水平等方面，都與實際工作的需求有很大的差距。

1．5沒有建成有效的全國環境監測網絡在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面，對于不同功能的環境監測網絡缺乏系統的規劃和網絡功能設計；環境監測網絡建設的軟硬件條件準備不充分，支持和約束環境監測網絡體系運行的法規、標準、制度和技術規范不完善和不配套；環境監測網絡建設和管理的職責不清，上下各層級間的職責和任務混淆，嚴重影響環境監測網絡的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四級環境監測站，也形成了一定的監測能力。但是，有監測權力的機關、部門和單位繁多，各個部門都有根據其相關的法律法規監測結果的權力。這些監測站并沒有真正形成有效的環境監測網絡和具備網絡運行功能，也滿足不了當前環境管理的需要。

2對策及建議

2．1加強立法，提高環境監測的立法層次和法現行的環境監測法律規定分散在各專門法規中，而且各部門的法規對環境監測活動的規定各有不同，有的甚至是相互沖突。《中華人民共和圉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均明確賦予環保部門對我國水環境進行監督監測的職能。但2002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也規定水利部門應對水環境進行監測。這是明顯的立法沖突，導致兩個部門相互“打架”。由于各部門關于環境監測的法律規定相互矛盾，而且其他的環保法律法規的法律層次和地位也高于監測的管理辦法，使得各部門可以依據不同法律法規的有關條款開展監測活動。如環保部門按照環境保護法；而水利、氣象、海洋等部廣J按照水法、氣象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開展本部門的環境監測與管理活動。這直接導致我國的部分環境監測工作出現盲區或多部門交叉、重復管理，以致職責不明確。也是造成當前各部門、各行業的環境監測工作各自為戰，企業和社會監測放任自由，各層次的環境監測無序發展的主要原因。

1．2法律法規關于環境監測的性質和定位不準確在環境監測的定位方面，法律上關于環境監測的相關規定中，監測被定位為提供技術支持、提供監測結果的服務性單位。在法律條文中沒有明確關于環境監測執法的規定，但是實際操作中，環境監測卻是執法的“尖兵”，毋庸置疑地參加了執法活動。這種在機制體制方面，政府和企業的責任混淆，致使環境監測部門忙于服務性的監測收費和提供污染源監測的工作而忽視其最重要的監督性監測和環境研究的職能。這種環境監測的性質和定位不準確，沒能區別對待監督性監測和服務性監測，導致環保部門的有限監測能力不能及時和很好地為環境執法服務，難以發揮其“尖兵”的作用。[211．3環境監測監管多頭管理，各自為政在監管方面是對環境監測工作多頭管理，缺乏獨立的管理機構對其進行統一的、系統的管理和指導。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應當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環境監測質量進行審核和檢查，同時當地政府、技術監督局和上一級的環境監測站都有權力對環境監測部門進行監督和管理。立獨立的管理機構統一管理，完善全國環境監測網絡國家應建立獨立的管理機構對其進行統一的、系統的管理和指導，使環境監測得到最大程度的獨立，明確環境監測監督管理的職責、相關的權力和責任，對現行的環境監測制度分階段分步驟地進行改革，組建并不斷完善全國環境監測網絡。

環境監測部門應逐步完善全國環境空氣、地表水、近岸海域、噪聲、生態遙感、酸沉降、沙塵暴、三峽工程等生態與環境監測網絡。對不同功能的環境監測網絡進行系統的規劃和網絡功能設計；加大環境監測網絡建設的軟硬件條件的準備和投入，完善和出臺配套的支持和約束環境監測網絡體系運行的法規、標準、制度和技術規范，統一和規范實施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在監測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中規定的污染物項目時，規定任何部門或單位都應采用依法制定、現行有效的環境監測方法標準和環境監測技術規范，保證環境監測工作質量和監測結果的準確性、可靠性和權威性，明確環境監測網絡建設和管理的職責任務。

2．4加快制定統一的、具有操作性的環境監測標準、技術規范和方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抓緊制訂采用各種先進監測技術的環境監測方法標準，解決監測方法數量不足、技術陳舊等問題，提高我國環境監測工作的技術水平。同時將對時間較長的現行環境監測方法標準進行修訂，并以國家環境保護標準的形式。新標準實施后，應停止使用已經廢止的標準和非標準監測方法，統一和完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環境監測標準、技術規范和方法。加強環境監測質量管理工作，建立統一的環境監測信息機制，以及定期公布重點流域和環保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狀況，使環境監測在環境管理工作中發揮越來越大作用。

3結論

環境監測是環境保護工作的“哨兵”和“耳目”，是環境執法的“尖兵”，它在環境保護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必須加快其法律體系的建立，提高環境監測的法律地位，規范環境監測的日常監測，建設和完善環境監測網絡，使其更好地為環保工作和社會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