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弊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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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Key words： BIM technology；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phase；fine management

中圖分類號：TU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21-0001-03

0 引言

建筑安裝行業屬于傳統產業類型，一直以來，其生產效率都特別低。因此，為了有效提高建筑安裝行業的生產效率，目前建筑安裝業工程亟需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以促進行業的轉型發展和升級。目前，在建筑安裝工程行業中，主要應用的技術理念分別是BIM技術和精細化管理模式。為此，本文將精細化管理模式與BIM技術相結合，探究建筑安裝工程施工階段的精細化管理方法。

1 BIM背景研究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信息建模”，在上個世紀70年代，BIM技術開始源自于美國，并將其廣泛應用于建筑業中。隨著BIM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成熟，BIM技術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都得到了推廣與應用。而各國在此基礎上將BIM技術進一步發展，因此，BIM技術在各國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應用高度。而在我國，BIM技術開始應用主要始于2002年，歐特克公司為了有效提高建筑安裝工程的工作效率而率先引入。在這14年里，由于BIM技術帶來的影響，得到了建筑業的廣泛認可，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建筑研究院、施工單位，甚至設計單位都專門設立了BIM技術研究部門。其推廣應用也使得我國的建筑行業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而在我國的“十一五”規劃以及“十二五”規劃中，都將BIM技術列為重點項目。而隨著BIM技術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目前我國許多建設項目都在其不同的施工階段中或多或少地應用BIM技術進行精細化的管理。但主要的應用還是在建筑行業的設計與施工階段，而建筑安裝工程全過程BIM技術的應用解決方案主要如圖1所示。因此，對于BIM技術在施工階段的精細化管理的研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2 精益建造思想下的安裝施工管理

2.1 客戶需求管理

隨著建筑行業的不斷發展，客戶對于建筑工程的質量要求不斷提高，而工程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化，加大了施工的難度。為此，不少客戶將關注度越來越集中到了建筑安裝工程項目價值管理上。而建筑安裝工程項目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施工方案的設計，為此，建筑項目管理團隊在進行設計之前，必須就施工需求進行深入的溝通，以進一步優化施工方案。其中，客戶需求的管理主要包括了通過對建設項目的利益相關者的深入分析，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能夠充分了解項目的相關利益者情況和使用者的群體類型、具體需求等內容，以此建立起良好的伙伴關系。此外，在進行項目的施工策劃時，需要對項目的目標的總體性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把握。為此，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需要及時加強客戶雙方信息的溝通，及時收集客戶反饋的意見和信息，以進一步改進工程承包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

2.2 并行工程原則

建筑安裝工程的精細化管理實際上就是采用并行工程的原則來進行有關工作，主次分明，其中主為設計，而其他部門則是輔助設計，各個部門共同參與，分工協作。以并行工程原則進行工作，不僅能及時發現設計上存在的問題，還能有效減少因為涉及的不完善或者是失誤可能帶來的損失。而在并行工程原則下，要求建筑安裝工程施工單位必須主動參與到項目的施工中去，并且需要在設計階段就參與，以有效提高施工的效率，從而大大縮短施工時間，縮短工程的工期。總體而言，實施并行工程的施工原則不僅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還能保證建筑施工的質量問題和安全問題，有效降低工程的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而另一方面，如果能夠及早發現施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就能夠及時解決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返工的現象，減少了不必要的浪費。

2.3 減少變化，增加靈活性

變化與流動的穩定性與績效之間有著非常復雜的關聯性。而一旦變化或者流動性出現了不穩定，難以預料的情況，就會出現可變性。可變性作為建筑工程項目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對工程的實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必須加錢工程施工的有效的管理，盡可能地將可變性降低到合適的水平。由于客戶的需求是一切活動的目的，因此，處于價值流上的建筑企業不僅需要靈活應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還需要根據客戶的需求而及時對建筑產品作出相應的改變。為此，一般情況下，承包商可以通過增加靈活性來有效提高管理能力，進而能夠準確地預測到工作量的變動，來進而能夠根據預測結果來有效調節工作時間和工人數量，以此來達到減少工作日或調換工作任務的目的。

2.4 建設項目標準化管理

標準化的管理模式必須包含工程項目施工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不僅涉及到了項目的組織與協調、控制等方面，對于項目施工的人員、施工設備、施工設施、施工管理等方面的內容也必須實施標準化的管理模式。而在這些環節中必須制定標準化的規則、確定標準化的指標、遵循標準化的技術規范、規程等。

2.5 精簡原則

精簡形式的施工能夠有效提高項目的經濟效益。首先，在項目的組織機構中實行精簡化的管理模式能有效提高工作的效率：一方面，在縱向結構中能夠有效減少層次，精兵簡政；另一方面，在橫向結構中能有效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將層次細分工，因此，在項目的組織機構中能夠將管理模式從傳統的模式轉化為分布式平行網絡的管理結構。

2.6 可視化管理原則

可視化管理原則就是將視覺信息有效地應用到施工現場的管理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方面。而通過可視化管理模式，能夠以各種形式向用戶完整的展示的，與工作相關的信息，使得各種任務及其進展狀況能夠一目了然，讓員工和管理人員能過準確把握工程施工的疾病情況，還能令其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有效的信息。

3 BIM模式下的精細化管理

目前，建筑安裝工程的精細化管理大多基于BIM技術，因此，BIM技術與精細化管理有著密切的交互作用。換個角度看，精細化管理模式下的建筑安裝工程對于BIM技術的影響而言，則多反映在減少變化、增加靈活性、可視化管理和并行工程方面等。因此，在建筑安裝工程的施工方案設計過程中可以針對性地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減少變化、增加靈活性、可視化管理、并行工程等原則來指導BIM技術的實踐，進而使得BIM技術能夠實現效益最大化。而BIM技術對于實施精細化管理的建筑安裝工程而言，其作用則多集中在模型整合和功能分析、4D可視化進度管理等方面。可見，BIM技術能有效支持工程的精細化管理，使其能夠實現最大化的項目價值，滿足客戶的要求。BIM技術對于項目整個生命周期運用過程的解決方案則如圖1所示。從分析可見，BIM技術作為一個工程項目，其物理和功能特性通常以數字來表達，而表現形式則多為模型，主要的核心技術則為BIM技術、主要的工具就是BIM技術集成應用平臺，通過協作，BIM技術能夠顛覆傳統的建筑行業運作模式，使得建筑業能夠一個質的飛躍。

以某辦公大樓的安裝工程為例，該工程占地面積約5萬平米，主要包括了一棟5層樓的裙樓和兩棟9層的辦公大樓，其總建筑面積為6.5萬平米。該項目從2013年2月開始動工，按照一般的施工進度看，這項工程預計2015年2月才能全面建成。而通過BIM虛擬仿真技術可以看到，BIM模型能夠準確反映出具體的操作需求，不僅能有效縮短工程的施工時間，還能有效節約施工材料。例如，Revit軟件中的明細表功能，能有效統計鋼筋的使用數量。因為模型中的鋼筋代表的就是實際項目施工中使用的鋼筋，因此，去掉損耗以外，Revit明細表中統計出來的鋼筋就是下料鋼筋。此外，在BIM技術基礎上通過CAD電子文檔建模計算可得，只需一年時間就能完成主體建筑的建設工作，最終于2014年底完成其他附屬工程的建設工作。實際證明，整個工程的建成時間與BIM技術的預計的時間相差不大。可見，在BIM技術的管理下，不僅能有效減少材料的損耗，還能有效縮短建設周期，為工程的建設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4 BIM對于造價行業的轉變

BIM 技術對于整個建筑行業來說，將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總體而言，BIM技術對于傳統的建筑安裝工程而言帶來的改變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思維模式上的轉變。通過BIM技術的影響，建筑安裝工程的思維模式已經不再是建各個零散數據的調用，而是在設計階段就針對工程的特征設立一個標準的模型，形成良好的參考意見。二是工作方式的轉變，在BIM技術的影響，建筑企業開始設立一個統一的平臺，此時各個模塊的模型都可以通過導入導出來實現工程的實施把控，形成了一個集成多專業信息的平臺。建筑安裝工程的工程師在這個平臺中，可以錄入各自的專業信息，同時可以將問題與記錄也以模型的形式進行溝通，進而能夠清楚地對比出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進，而能夠及時的解決問題。在此模式下，不僅能有效縮短重復建模以及溝通和確認問題所耗費的大量時間，還能有效提高檢測問題的效率，以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第2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不知從哪里冒出了一種奇談怪論，說非典證明了“計劃經濟有一種天然的抗風險能力”，還言之鑿鑿地說，上海之所以疫情相對較輕，就是因為上海的國有企業多。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借這個特殊時期另有他圖，至少也是對歷史、對市場經濟的無知。

舊體制、計劃經濟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嗎？人們還遠未忘記的事實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因 “”導致的人禍和連續的天災，3年中因饑餓而死的人數上達千萬！是向市場靠攏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已達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我國的非公經濟是怎么起步的？不是理論家的先知先覺，是70年代末大批返城知青給城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政府已經無力化解這個危機，不得不實行了“國家、企業、個人一塊兒上”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允許“個體戶”等新的市場經濟成分誕生和發展，由此才導致了后來中國經濟體制的深刻變化。今天，我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恰恰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養老金“空賬”問題。如果不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中國在老齡化社會日漸到來的過程中將根本無以應對這個重大的隱性危機。我國原有醫療保障體系存在著城鄉分割的“二元化”弊端。這個弊端是怎么造成的呢？正是計劃經濟造成的。而非典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什么呢？是在一個社會中，當一部分人的衛生安全得不得保障時，全社會所有人的衛生安全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人們的確看到了政府采用非市場化手段動員各種資源的能力。但這并不等于說，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失效”。市場經濟并不等于不要政府。恰恰相反，理論和實踐都已經明確無誤地證明，非市場化力量發展得越完善，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才能發揮得越充分。什么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呢？分散決策、競爭、等價交換、優勝劣汰、按照各種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等都是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現在人們已經清楚地懂得，完全無需這些資源配置原則參與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資制度”等恰恰是保障這些原則順利實施的必要條件。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經濟。現在人們知道，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一定需要超乎市場的法律、行政以及道德的力量才能真正實現。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由誰來“兼顧公平”呢？由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賦等經濟杠桿來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責本來就是，平時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平，面臨危機時動員各種資源抵御災害、戰爭等危險。政府應當有面臨危機時動員一切必要資源的能力、權力和效率，這在各國皆然。這種職能和作用是法律賦予的，社會賦予的，人民賦予的；與“計劃經濟”體制無任何必然的因果關系。

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還不長，人們可能不甚熟悉的是，實際上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動員資源應對危機的能力要比計劃經濟條件下強大得多。為什么呢？因為政府可以借助大量市場化的工具、手段極大地放大自己的力量。在此前的抗洪救災中，我們已經發行過“賑災彩票”。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迄今中央、地方兩級財政的初步預算是70億元。現在假定我們發行100億元10年期的“公共衛生特種國債”，分10年償還，每年只需分攤10億元。政府財政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應對這筆支出。要知道，我國目前的年稅收總額已可達兩萬億元。此外，通過銀行貸款、財政貼息的方式為企業提供應對生產救災物資的周轉資金，通過政府購買特定災害保險的方式化解不確定性風險，都可以起到更大程度地團結全社會同舟共濟的作用。相反，“計劃經濟”方式的“政府直接包下來”，其后果只能是弱化全社會平時減災防災的責任意識，強化人們對政府的風險依賴。我們在“抗典”政策中應當努力避免形成的，恰好是這種不良預期。

第3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人類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部法律的選擇史。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辦法，法律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選擇。法律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從國家產生之日起一直以勢不可擋的趨勢發展，法律文化源遠流長，成為一個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法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東西方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西方國家走上的是純法治化的道路，法律與公平、正義同名。中國的法律文化與西方相比之下就顯得淺薄，因為中國對于法一向不為重視，而更為重視的是道德與倫理。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依法治國也寫進了憲法，探索依法治國的道路是法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國目前的審判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法官為中心的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種訴訟模式并沒有很明顯的弊端，但是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這種局限性就一覽無遺了。在實踐部門首先表現為法院的積案過多，案件不能得到有效的處理，法院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所以法院自身開始了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對于法院來說有兩種選擇:隨案件的增長而增加人手或是改變審判的既有模式。增加審判人員數量從表面上看積案的矛盾似乎是得到了緩解，但卻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極易造成法院機構的臃腫，人員的膨脹:而從法官的素質來看，我國法院中從正規的法律院校畢業、受過良好的法律教育的法官并不是很多，法官階層還不像外國那樣成為社會的精英，所以增加審判人手也并不一定能保證公平與正義。法院系統內部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是從庭審開始的，在前一段時間，法院的自發改革運動此起彼伏，層出不窮，但是由于是自發的，缺少理論的指導，對于整個民事訴訟制度的構建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改革究竟要怎樣改?從程序開始改革的思路是否正確呢?有的學者認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之所以是在于程序的變化，是看準確民事審判輕程序、程序不公正的弊端，但這種弊端的長久起因不是程序本身，而是受幾千年人治傳統文化影響的官本位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塑造的法院制度。從理論上講，不是不公正的程序塑造了法官的超強職權、權力濫用、司法腐敗，而正好相反，為適應法官超強職權的行使，才塑造了這種不公正的程序，進而才是這種程序放縱了法官職權的濫用和腐敗。因此，程序只是病名而不是病根。即使是正當的程序，讓不公正的法官去實施，也很難產生出公正的結果來。因此目前從程序的變化開始的審判改革，將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改革到一定程度將難以繼續深入。”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訴訟審判制度從很大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程序上的東西，孟德斯塢的自動售貨機式的法官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程序正當與完善的重要性。加之正本清源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我們從適應時代需要的考慮出發，應該先進行程序方面的改革，但是不能放松理論指導的作用，要以先進的理論為前鋒，改革緊隨其后，相信改革將會是前途光明的。至于改革中的挫折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是我們要看到，從程序開始的改革其方向是正確的。在民事訴訟制度中，調解制度向來為人們所關注，現實中的種種弊端使學者們對它的存廢問題爭論不己。而通過探索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規律，通過對調解制度自身的觀察，就必然會得出從法院調解走向訴訟和解是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趨勢這一結論。

第4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生產社會化；勞動；意識；計劃經濟；商品

一、現實的公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生產社會化的實現

在《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邏輯，分析了商品經濟和私有制的內在邏輯關系，依據社會大生產的的條件，提出了未來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建設思路，其中，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計劃經濟代替商品經濟，消除貨幣和商品流通，實行按勞分配，是消除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實現社會主義公平、平等和自由最為根本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設想，有著很高的前提條件。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對生產社會化水平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曾預想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發達國家中進行，即只有當整個社會各個領域的生產都高度社會化了、整個社會生產才有融為一個單一大公司的趨勢，“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時，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才能夠實現。恩格斯晚年還特別對俄國民粹派把生產的社會化和樹社化混為一談進行過嚴厲的批判，指出：“發生在商品生產和私人交換出現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特點并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態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果與過程、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血脈相連的整體。(2)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模式也對整個社會成員有相當高的要求，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全國性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生產者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這就是說，人不僅要具有“合理安排經濟的能力”，而且要在“經濟行為方面發生從競爭方式到協作方式的根本轉變。”馬克思的這兩個標準實際上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和人的社會化的同步要求。

從馬克思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第一個前提條件看。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階段，機器大工業代表著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的生產力依據。現實的發展證明，信息化生產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社會化，機器大工業不足以提供生產社會化進一步發展的生產力基礎。在落后國家，由于主觀和客觀因素，在最初都是采用了高度的計劃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中，效率沒有得到實現，人的積極主動性并沒有真正表現出來，因此在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社會化要求并不等于高度計劃經濟。作為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理由，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肯定馬克思為大家設想的社會主義的平等和自由。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孕育出來的無產階級政權，首要的任務和根本的任務就是維護自己存在的理由。由于在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價值之間存在完整嚴密的邏輯關系，在沒有可資借鑒理論資源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選擇。從列寧時期開始，雖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引進了計劃之外的一些方式，這只是次要的和輔助的，沒有改變經濟運行的高度計劃性，并且這些計劃之外的因素一旦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公平和平等的價值觀時，立即就被放棄或糾正。

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的基本事實是：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咄咄逼人的態勢，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政權，必須在既有的條件下，大力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以應付挑戰。重工業是基礎性的長效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由于生產力普遍落后，優先發展重工業成為經濟建設的首要任務。重工業的發展依賴于大量的資金積累，落后的條件下，要想完成資金積累的任務，公有制主體必須參與到國民收入的分配中，以公有權的名義獲得大量再投入的資金。這樣一來，在資金的再積累過程中，個人消費和資金積累必然產生矛盾。“在簡單私有制條件下，積累和消費是由同一個行為主體進行的，二者的矛盾是所有者自身內在矛盾，而公有制的特征在于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外化為兩個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外在對立。”在解決這個矛盾過程中，維護政權和制度的穩定是首要的原則，為了彌補因此產生消費不足而引發的社會不滿，社會福利變成長期的概念，用精神和倫理道德的激勵作用替代個人更多的現實消費需要就成為發展公有制經濟不得不采用的措施。

站在唯物史觀的視角，馬克思把生產的社會化作為實行高度計劃經濟的客觀條件，對應于客觀要求，馬克思從主體視角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第二個條件，平等、自由和協作是其主要內容。作為實行計劃經濟的主觀條件，平等、自由等和生產社會的客觀要求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拋開生產高度社會化這樣的一個前提條件，主觀條件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判斷，馬克思認為雖然按勞分配原則潛含著因個人勞動能力導致收入差距拉大進而產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但是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完全可以通過取消貨幣和商品流通，按勞動時間計算勞動報酬等措施來消除按勞分配的弊端，為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所用。

在計劃經濟的運行中，計劃經濟內在運行機制導致效率低下，如何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遇到的現實難題。效率的形成一般取決于制度和技術水平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往往和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在一般意義上，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馬克思強調了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性質，社會主義國家在利用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強調勞動的積極性的時候，更多的是重視精神激勵的手段。事實上，當社會主義國家在采取這個手段時，忽視了馬克思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條件。因為唯物史觀已經證明，作為上層建筑的道德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一般意義上，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形成必須首先基于勞動者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條件的滿足。

當社會主義國家用精神性內容作為激發勞動和生產積極性的主要手段時，意味著他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物質激勵的手段，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這恰恰是生產者最需要的。缺乏物質內容的激勵方式首先會嚴重影響技術創新。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同樣存在技術創新，比如給企業下達技術改進和“挖潛”的任務和考核指標等等。然而問題在于，在固定工資、企業利潤全部上繳的計劃機制下，經濟中的其他行為主體，都會因創新收益的國家和社會化程度過高而缺乏創新激勵。這種激勵方式會大大削弱個人或企業的創新激情。高效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表明，機器化大生產不是判別生產社會化的

生產力依據，而計劃經濟的失敗則證明高度計劃經濟也不是生產社會化的唯一評判標準。無論是機器大生產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都是從物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發展要求，事實上，人的發展要求才是判別社會發展的唯一依據。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對生產社會化做出進一步的理解。

二、生產社會化的判別標準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于他自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同動物相比，人的優勢在于人的意識。人的這種能力不是天生具備，只是在社會中，人才能從他人那里獲得認識世界的手段和資源，“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馬克思看來，個體的存在就是社會關系的存在，“人對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系，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的、現實的關系。”

在現實性上，人的本性、特性、本質統一于人的個體，他們都體現為生命的現實規定性，表現在具體的生命活動中，這種活動既是自身的生命物質運動，也是對象化中的勞動。在生命運動中，它們相互聯系，互為條件。馬克思關于人性的論述表明，人性源于人類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質規定性，屬于自然必然性，是生命的物質基礎，這種基礎地位的確立不僅在于人的生命運動的能量需求，同時也是自我認識的需要；人的本質表現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屬于客觀現實性，形成和發展于勞動過程和對象過程中；而人的特性是連接本質與本性的中介。一方面它從根本上取決于人類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質規定性；另一方面它的發展狀況決定著人們現實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據此，馬克思判斷，“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個體生命的存在是以勞動為手段的，勞動不僅能夠為自身的生命活動提供物質條件，也是在對象化中認識自身的過程，“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維持生命活動不是勞動的最終目的，以生命活動為基礎，在對象化過程中豐富和發展自己的類特性，在現實的類生活中發展自身，是生命存在的目的。這種生命的意義，不僅僅在于過程本身，更在于在過程中的規律把握，因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人類的勞動方式承載著勞動和意識的內容，這在兩方面規定了真正意義上的生產社會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1)生產的社會化安排；(2)生產者的社會化水平。單純強調某一點都無法體現出生產社會化的本來意義。從前者來說，合理的制度規定對于生產社會化的實現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則是生產社會化能否真正實現的決定性因素。只有人的社會化水平得到實現，公有制才會真正體現出它自身的制度優勢。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一過程的實現，表現上述兩方面內容的互動和平衡。過分強調后者，忽視前者，容易讓人的社會化進程偏執于經濟的不斷發展，無法真正實現人的社會化；過分強調前者，則忽視了人的社會化水平才是生產社會化實現的根本依據，這不僅誤解馬克思生產社會化的本意，更嚴重的是，這種做法及大地阻礙了生產社會化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M].人民出版社，1965：502。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454。

[3]IV.Brus &K.Laski，From Marx to Market;Socialism in Searchof an Economic System,Oxford。

[4]樊綱，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4。

第5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只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和人民這兩個主體錯位了，是把國家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老百姓即納稅人的錢集中起來，然后通過財政投入到各行各業，認為這就是搞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人民和企業是被動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國家制訂計劃，大家來執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企業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支柱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不是指商品經濟，應該加強國家配置資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又進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開始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講到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也應當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才明確改革的方向，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動搖。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認識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從現實來講，實踐證明我們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為什么今天中國有那么大變化，30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帶來的。

但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要將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也有失靈的地方。我們搞市場經濟必須要加強政府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跟政府監管必須是有機統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政府干預，不能主要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們黨從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經過反復的爭論才確定的。十四大的時候提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了；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時表述為“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就說明一方面宏觀調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前提條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宏觀調控。有的認為計劃手段就是宏觀調控，但我認為宏觀調控主要還是要用經濟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必須發揮，但是不能夠干預微觀經濟的東西。有人說市場化過了頭了，因此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控。我們的要素市場到位了嗎？我們的行政壟斷行業打破了嗎？還沒有，還需要加強市場化的改革。現在我們總體上說不是市場化過了頭，而是市場化還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越位

近些年來，盡管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但這種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滯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主體的角色。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無序競爭乃至惡性競爭現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著政府競爭的影子。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的微觀層面，就難以站在全局的宏觀上實行全面統籌，就難免會削弱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甚至導致某些管理職能的扭曲。

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本來應當有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么權，也沒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擴大就業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理應是政府的職責，但有的政府部門卻分片包干企業，直接管理企業的下崗分流，至于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總之，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樹立群眾的主體地位，樹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雖然部分審批還有必要，但大量的審批應撤除，讓市場去調整，讓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感覺到有三點值得我們研究：一種說法，“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X次調控”，把宏觀調控作為一種運動，好像除了這幾次以外其他時間就沒有什么宏觀調控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宏觀調控就是砍項目，就是剎車；還有一種，把宏觀調控跟改革對立起來的，好像要宏觀調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覺得以上三種都是對宏觀調控的一種誤解。首先，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因此不應該把它和改革對立起來。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深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調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觀調控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要不斷進行的，不能把它作為一種突擊運動，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運動是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觀調控不能搞一刀切，經濟運行中有投資過熱的領域，也有不熱的領域，因此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該抑制的就抑制，該發展的就發展，該緊的地方緊，該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第二，要從源頭上來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源頭上就是我們原來講的對市場經濟的含義，應當與時俱進，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

第三，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現階段很“弱”而長遠是需要加強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第6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國有企業關系著國計民生，直接影響著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它與民營企業不同。民營企業不具有公益性質，不會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全問題，所以應當允許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內進行自由競爭，而國有企業應當主動退出這些領域，將這些行業交由民營經濟和合作經濟來經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競爭性行業中相互競爭，不能充分體現國有企業的優勢，也難以實現高效率的生產經營。國有資產應當從這些競爭性的領域中退出，要退出這些領域應當選擇適當的方式。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拍賣、出售的方式將經營不佳的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改變企業的所有權關系和企業性質，這不是單純的產權關系調整，在改革過程中要結合英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經驗，在國有股出售前要成立獨立于政府的私有化立法與政策委員會，進行相關政策的制定工作。國有企業還可以將自身擁有的經營網絡和社會關系、客戶群轉讓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要收購這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需要的價格要低得多。經營較好的優質國有企業還可以通過內部職工集體籌資形式將企業轉變為股份合作制企業，使企業成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企業的性質仍然是公有性質，但是產權發生了轉變。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應當通過企業轉制的方式將企業轉變為合作經濟或者集體所有制經濟，使其更加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促進國有資產的有效運轉，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

2企業轉制的必要性

企業轉制就是將企業的所有權從政府手中讓位出來，實現以股份制為主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聽命于政府的命令，不能適應于市場的需求。企業轉制能夠促使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使企業的經營以市場為導向，提高企業的經營和生產能力。企業轉制重新界定了企業的產權范圍，建立了以股份制為主的不同經濟成分并存的新型經濟形式，使投資者共同享有企業經營成果。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應當與政府劃清界限，減少上級政府對企業經營的干涉，防止領導的錯誤指揮導致企業遭受損失，最終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

3企業轉制需要有關金融管理措施的配合

在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運營出現了比較多的弊端，且依靠自身體制已經難以使境況得到改善，致使許多企業權責不明，經營效率比較低下，企業內部無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企業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經營資金通常都是通過銀行解決的，導致很多企業的資金運作機制難以與市場經濟相配合。所以，企業要想成功實現轉制則離不開有關金融措施的配合。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的運作機制不能完全配合市場經濟體制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轉制前的企業資金使用率不高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金運作效率通常不高，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自身運作效率較低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難以對企業資金的使用形成有效的約束力。轉制前的企業通常都存在或大或小的權責不清問題，企業資金在使用和管理上得不到有力的監督，并且轉制前的企業資金一般情況下找不到合理的投資渠道，致使企業資金的使用率不高。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下，以往的企業需要改變其不合理的資金運行方式，從而為適應新的經濟體制做好鋪墊。

3.2轉制前的企業資金來源較為單一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的運作一方面依賴本企業的資金積累，另一方面則主要是依賴銀行貸款。這使得轉制前的企業過分的依賴于銀行貸款。其消極后果就是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自身運作的自主性，企業穩定的資金流難以實現，這樣下去必然會阻礙日后企業的日常經營運作。同時，對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也使得企業沒有足夠的實力來面對國家宏觀的經濟政策調控所帶來的風險，致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3.3轉制前的企業資本結構不甚合理轉制前大多數的企業的資本結構都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此外，轉制前企業的新增資金貸款許多都是通過非正常的占用方式流失的。其危害結果一方面使得企業出現了非常大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業在銀行的呆賬、壞賬比例，給發放貸款的銀行帶來了很大的風險。

4能夠促進企業轉制的金融管理措施

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求企業依照市場要求來安排日常的生產經營工作，探索并逐步建立起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以及資金運作方式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企業之所以轉制的目的正是要革新以往落后的企業運作模式，建立起一個權責明確，經營運作效率高，有著高效的企業內部激勵機制的管理形式。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運用金融杠桿、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金融信貸和管理方式等手段可以有效促進企業轉制。金融管理手段對企業轉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4.1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可以通過直接融資的方式得到更加快速的發展。上市融資與銀行貸款相比，限制要相對少許多，如果企業選擇上市融資，對于解決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問題是個非常適合的解決方式。通過上市融資解決了資金問題，企業則可以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有價值的項目中去。革新舊的融資方式需要金融管理的大力支持，加強直接融資渠道的建設將會大大地促進企業轉制的進行。

4.2革新計劃經濟體制下落后的金融調控方式以往的金融調控方式是與計劃經濟體制配套使用的，而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需要探索并確立新的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金融調控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調控部門的任務主要是為市場運行提供完善、公正、透明的金融環境，其角色并不是市場的直接參與者，而是市場守夜人。

4.3間接融資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分攤機制以往的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下，其信貸方式所受限制多，在相對復雜得多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貸款銀行需要放松對企業資金使用上的過多限制，從而提高企業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若仍對企業資金的使用加以不必要的束縛，則難免大大地增加了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對風險的難度。

4.4綜合多種融資方式企業改制的資金運作方式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十分重大，企業改制可以借鑒已經經過檢驗的其他有效方式，包含現代企業通過BOT、TOT、BT等經常運用到的資金運作方式，發揮金融管理對企業改制的促進作用。

4.5建立配套服務企業改制的過程中，不僅僅需要金融措施的轉變，還需要到位的配套服務，金融部門不僅需要轉制的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還需要企業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給企業提供更多的金融資訊服務、資產評估服務和方便的資金結算服務等，使企業成功實現轉型，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

5結論

第7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 20世紀 新自由主義 市場經濟

近代史上一個顯著的史實，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后，自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所經歷的“大蕭條”，商品的大量過剩,壟斷形式的廣泛存在，使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設想的完全的、純粹的自由經濟處于尷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國家中，如美國，不得不由政府出面，開始奉行所謂的國家干預主義。但這一切是否由市場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義還要不要了呢？

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政治割據、經濟相對落后的帝國。但到19世紀末，經過了一個世紀的變革，廢除了農奴制、統一關稅、工業革命、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等，使德國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德國的自由主義經濟達到了頂峰，在此期間德國一直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兩種威脅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一是壟斷加強，卡特爾組織發展迅猛；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開展。該運動的矛頭直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爭本身的消耗、戰敗后的巨額戰爭賠款使德國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以至至今善于總結歷史教訓的德國對通貨膨脹還心有余悸。后期，德國的統治者希特勒推行了“軍事計劃主義經濟政策”，也對德國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和制約，非常具有愛國情懷的德國學者對此憂心忡忡，自發形成了以歐根為核心的包括經濟學和法學的學術群體，同時該群體對外部的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被稱作“社會市場經濟之父”的艾哈德。他們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它既不同于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又不同于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他們認為，政府的責任不應該是直接干預私營企業的經濟事務，而必須是制訂和執行私人經濟活動所應遵守的規則，鼓勵競爭，為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創造適宜的環境。當經歷了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同社會內的凱恩斯主義者所展開了的激烈論戰后，新自由主義成為德國的主流派。“西德奇跡”創造了新自由主義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寫的一點是，新自由主義流派的學者們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為秩序”，認為人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尋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質的秩序”，“賦予新的工業經濟一個有運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嚴的持久的秩序”。他們首先提出“經濟秩序的差異是什么？”的問題，然后進行了比較找出優缺點，最后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他們人為經濟秩序存在兩種，即集中領導型（封建采邑經濟、埃及法老奴隸制經濟、希特勒軍國主義經濟、前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交換型經濟。前者具有完整的計劃，直接配置資源；后者則是個別的計劃。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如何決策，如何獲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機構的決策的目的與消費者決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費；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競爭必然導致生產聯合，然后又必然導致壟斷聯盟。同時又說用中央計劃的方式代替交換經濟的方式不僅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更促使經濟進一步惡化。單純的走兩條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是：首先建立競爭秩序，要對競爭進行保護、鼓勵。表現為三條:1.建立一個有運行能力的完全競爭的價格體系――由市場供求自己形成價格體系，而不需要國家的干預;2.建立穩定貨幣幣值的貨幣體系――不要由于幣值的升降而影響價格來誤導消費者的決策;3.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維護競爭的秩序，使弱者能維持繼續競爭。以上就是弗萊堡學派的基本觀點。后來被時任總理的艾哈德作為政策的理論基礎付之實踐，為德國贏得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奇跡”。弗萊堡學派的觀點顯然是自由主義的，也就是說，發展經濟還需要“自由主義”，但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自由主義”較以前有了新的變化與發展。

第一，他們提出了對經濟秩序的研究，所謂秩序也就是資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劃分出兩種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區別、優缺點。這是以前不多見的，引起了人們對資源配置方式這個問題越來越大的關注，這同時也是針對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前蘇聯在大蕭條過程中的經濟發展和軍國主義計劃經濟中出現的以國家配置資源為手段的方式而著重提出來的，后來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區別甚至一度演變成不同社會制度的分歧。自由主義學者明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單獨使用任何一種方式都會把經濟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條道路”。

第二，對自由的理解由無序的自由變為有序的自由。自由競爭階段的自由主義是無序的，也許因為是在資本主義上升階段還是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強烈的管制和壓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純粹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趨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斷暴露比如壟斷的廣泛存在，破壞了原來的無序的自由主義存在條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義的含義，重新制定政策來迎接經濟現實的挑戰。但他們又不會完全的去管制經濟，而放棄自己自由經濟的信仰，一切的政策還是基于讓市場自由調節配置資源，只是需要維護經濟自由發展，即能夠使價格由市場自發形成，保持穩定的貨幣幣值使消費者不被誤導，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財產制度。

第三，反對壟斷，主張對競爭的保護和維持即使國民經濟在一個可持續的競爭環境中發展。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自由必然導致生產的聯合,生產的聯合又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 而壟斷是德國新自由主義所要規避和排除的,他們不但要排除私人壟斷,更要反對社會組織的壟斷(例如工會組織就是對勞動市場的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對壟斷問題認識的一個飛躍，他們開始正視自由經濟存在的問題，而不認為自由主義經濟一直是一副優美的田園風光畫。

第四，從對勞動者的保護的角度提出了累進稅等減少兩極分化的措施。要實現勞資的合作，實行“經濟人道主義”，提出工人和資本家是社會伙伴，因此經濟的發展需要勞資雙方的合作。同時，認為實現經濟人道主義的實現途徑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調整由市場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從而實現公平分配。這也是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減輕社會壓力，緩解社會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階級沒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時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是沒有的。

第五，主張國家從上層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來對經濟有所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觀較以前的國家觀有區別的。亞當?斯密主張“小政府”，而且政府僅僅就是“守業人”的角色，即只是維護國家不受外國侵略，保障社會安定而已；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除此之外國家還要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是通過上層建筑即法律的手段來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經濟的手段來干預，強化了依法治國的重要作用，為經濟發展鋪墊了良好的環境，同時又保障經濟是自由的發展。

理論只有見之于實際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義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導思想，以至后來為德國帶來了“經濟奇跡”。研究外國的經濟思想關鍵是看能否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進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這項關乎國計民生的偉大事業。那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對我國有何借鑒意義呢？我國經歷了建國初期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在跨越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之后，實踐證明計劃經濟是不利于經濟的長足發展的。當前，我們搞的是市場經濟，正在進行的是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就自由主義的三大特征來說，它描繪了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場自主形成價格；要求穩定的貨幣幣值；保護私有財產即激勵制度。仔細想一想我國現存的問題基本都是由于這三個方面沒有做到位。隨著我國進入WTO以后，與世界經濟聯系的更緊密了，對于國際上通用的準則和模式我們必須適應，否則就會因為無法融入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而導致邊緣化，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是進入WTO的一道重要門檻，我國雖說已是市場經濟國家，但是只有不斷深化對市場的認識才能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2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搞得越好，經濟就越發展。美國商務部提出了市場化進程的標志：貨幣的可自由兌換程度；企業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度；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度；政府對資源的擁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業生產和定價的程度。從這些仍然可以閃爍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理論光芒的“標志”中我們得到的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參考文獻:

[1]何正斌:《經濟學300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第8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2004年，時任高盛公司高級顧問的喬舒亞•庫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創新經濟理論。即將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②經濟指標多元化。即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再是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和分配公平問題亦更為重要。③經濟安全理論。即國家經濟秩序的維護依賴于獨立的政策決定權和金融自。

既然我國采取漸進式的經濟轉型模式，那么我國的經濟轉型則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一方面，從宏觀上講，我國經濟轉型大致經歷了兩次歷史選擇。第一次是由舊中國脆弱落后的市場經濟向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轉型，從而奠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工業基礎。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轉型，從而在國際化、現代化的浪潮下，順應了時代的需求，并兼顧著本國的實際。同時，從經濟轉型的績效上看，中國沒有走蘇聯的老路，而是逐漸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經濟轉型模式。事實上，“中國模式”也好，“北京共識”也罷，問題的關鍵便在于中國的經濟轉型沒有受到西方傳統觀念的束縛，而是扎扎實實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經濟轉型模式。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經濟轉型不僅僅彰顯了本土特色，還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模板。

第9篇：計劃經濟的弊端范文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競技體育確定舉國體制以來，我國競技體育獲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的背后也暴露了舉國體制的一些弊端，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體育管理中起主導地位的行政化干預，而政治的需要、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管理文化的傳承，以及高素質管理人員的缺乏是競技體育管理行政化的根源。綜文獻所述中國體育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為多渠道的資金籌協會的實體化、改善管理隊伍結構和構成與去除體育管理的行政化傾向。而筆者在此大膽假設，既然行政化管理創造了輝煌的過去，那么是否可以嘗試創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管理制度。

二、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現狀

（一）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特點

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經過多次的變更，并設立了多種與時期所對應的管理機構。但隨著歷史的變遷，由于多種客觀原因，體制改革和機構的撤并不能同步，造成了當前管理過程中多種機構并存的狀況。我國當前管理體制雖然改變了由政府統管的局面，但長期受計劃經濟和我國公益性體育發展目標影響，使得競技體育管理帶有異常明顯的行政化色彩。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從前適應計劃經濟的舉國體制就顯得落后且封閉，并且顯現了高度集權式管理、政治利益干預體育、競技體育無法社會化等弊端。

（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管理權限過于集中，使得競技體育管理的行政化嚴重，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導致忽略了各社團、俱樂部的自主決策權。高度行政化有其自身優勢，如優秀的執行力與團結協作能力，但行政化勢必帶來微觀層面的被忽視，而本應擁有微觀決策權的社會團體組織、俱樂部等沒有其獨立決策的權利，這勢必會影響體育管理宏觀與微觀決策的有機聯系，同時對于運動員選材、訓練等都有影響。同時資金保障體系不夠健全，很難引入外部資源，也導致了社會化程度不高。

三、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發展

我國走的是符合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一味的照搬國外的制度是不理智的，國外的管理體制有其自身先進的地方，其本身是為了資本主義國家量身定做的，而最近主流的聲音都是去行政化。但在行政化的管理體制中，也不乏出現像乒乓球、羽毛球、舉重、水上項目等優勢項目，這說明行政化的管理體制并非一無是處，而國外的管理體制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處于先進地位。應設立一種適合我國國情，并借鑒而并非照搬國外先進理念的競技體育管理制度，才能使我國的管理體制得到長足的發展。

（一）舉國體制的優劣

舉國體制保證了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國家整體實力，集中有效的人力，財力、物力以求最大限度地推動我國競技體育發展。使我國競技體育運動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打開了總獎牌數異地和金牌數第二的奧運史的新篇章。其弊端在于政府包辦了體育管理、資源配置等方面，同時這種體育制度已無法適應市場經濟下的高度社會化和產業化。高度依賴計劃和政府投入，體育人才流動性弱，競技體育社會化薄弱等劣勢都隨之一一體現。

（二）國外體制的優劣

在此我們以美國競技體育管理制度為例，美國競技體育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社會管理型，市場機制的充分調節始終是促進競技體育發展的基本動因，政府的作用被限定在最小范圍，市場的功效都得到充分地展現和發揮，其所有的優勢恰巧是中國舉國體制所欠缺的，但其自身也具有局限性如美國模式有利于發揮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在各體育組織內部進行不受外界干擾的有效管理， 但在全局上缺乏有力的協調和統一。

（三）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競技體育管理體制

以美國為例的國外管理體制恰巧在我國劣勢的地方具有其可借鑒意義，但其體制成立的基礎是競技體育的社會管理型要求整個社會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整體實力和人均GDP水平較高，體育組織成熟，參與競技體育管理的主體多元化等，發展中國家往往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要發展我國競技體育管理制度就不能完全照搬外國體制，應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管理體制，以半行政化管理為主，整合其他社會管理組織并形成多方管理為輔，在不改變本有體育管理優勢的情況下，逐漸改變其完全行政化管理策略為目標，形成更加合理的管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