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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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均為女性，年齡33~57歲，平均44．6歲，病程15 d~21年，其中1例直腸癌術后2個月，1例中孕引產后45 d，余21例均無誘因出現不同程度尿急癥狀，表現為尿頻、下墜、尿意、排尿不盡感及會不適。患者均排除婦產科疾病，經多次尿培養及尿常規檢查，膀胱鏡檢查證實為陰性改變，膀胱活檢11例顯示黏膜下呈慢性炎癥改變。

1．2 方法 患者排空膀胱后，異博定80 mg加生理鹽水80 ml，配制成無菌溶液（1．0 g/L）行膀胱灌注，保留1 h[1]，每15 min仰、俯、左右側臥更換[2]。膀胱容量過小者分段注入，1次/d，連灌3 d。

2 結果

23例患者經治療尿急癥狀均明顯減輕或消失，經隨訪無明顯不良反應發生。

3 護理

3．1 心理護理 大部分患者處于更年期，植物神經功能紊亂，長期反復病痛折磨及治療效果欠佳，往往情緒急躁、焦慮、緊張、失眠、神經衰弱，護士應關心安慰患者，耐心做好解釋工作，講解病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并給予必要的暗示治療及抗焦慮藥治療。

3．2 外護理 保持外清潔，特別是尿道口，每晚溫開水清洗，更換內褲，熱敷膀胱區。

3．3 灌注前護理 盡量少飲水，減少尿液對灌注藥物的稀釋。藥物現用現配，充分混勻，嚴格無菌操作，備齊用物。

3．4 膀胱灌注藥液的觀察及護理 戴無菌手套，用100 ml注射器配置藥液，女性患者尿道短直，選帶有球囊的14號尿管，在嚴格無菌操作下插管，動作輕柔，避免損傷尿道黏膜，插入尿管后球囊注氣10 ml，無菌止血鉗夾緊尿管口，注射器與尿管口銜接緊密，以20 ml/min的速度向膀胱內推藥，操作過程中觀察和詢問患者有無不適，如有尿急、尿意感，減慢推速，囑患者深呼吸。藥液注完后，抽出球囊氣體，輕柔拔出尿管。

3．5 灌注后護理 灌注完畢，囑患者臥床休息，1 h后自行排出藥液，多飲水以加速尿液生成，增加膀胱容量。

經膀胱內藥液治療最主要的優點是直接向膀胱組織提供高濃度的藥物而不影響其他器官，其次有些對膀胱有效但不宜全身用藥的制劑可發揮作用[3]。膀胱灌注法使異博定直接作用于靶器官，發揮最大效果，同時避免了不良反應的發生。異博定為鈣離子拮抗劑，鈣是平滑肌興奮收縮的偶聯因子，阻斷鈣離子進入細胞內，使興奮收縮偶聯脫節，有效的松弛逼尿肌，降低膀胱壓。治療后患者排尿次數明顯減少，排尿量、膀胱容量顯著增加。同時配以口服藥物，如泌尿靈、舍尼亭等，效果更好。護理過程中要嚴格無菌操作，選擇合適的尿管，緩慢注藥，配置溶液量要適宜，膀胱灌注的液體容積對療效有重要影響，通常應

參考文獻

［1］蔣先鎮，萬光霞，曾青.異搏定膀胱灌注治療女性尿道綜合癥.臨床泌尿外科雜志，2005，20（1）：23.

第2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 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差異點

從2007年起審計署對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管理模式進行了改革，只授權到省一級審計機關，由省級機關直接組織實施并出具審計報告，直接向審計署負責，不得對下一級審計機關授權。這樣，在現有管理體制及人員編制的情況下，省廳外資審計部門的工作量和責任都有了較大的增加。要做到確保公證審計質量并降低審計風險，應結合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職能的雙重性，審計對象的復雜性，審計業務的規范性、長期性、連續性和時效性的特點，明確與其他政府審計項目之間的主要區別，依照審計工作流程，在審計準備、審計實施和審計報告三個階段中分別確定相應的差異點，通過對這些差異點的強化控制來加強對審計全過程的質量控制，從而提高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的報告質量。

一、審計準備階段中差異點的確定與控制

（一）審前調查的差異――區分項目是初次審計還是連續審計來開展

其他政府審計項目一般不會對一個單位每年都實施審計，有些單位多年都安排不到一次，而國外貸援款項目在執行期內每年都要出具公證審計報告，每年都要安排項目單位審計。這種審計業務長期性和連續性的特點就要求針對項目是初次審計還是連續審計有區別地開展審前調查。

對于初次審計項目，應結合貸援款項目的特點進行充分和全面的審前調查了解。調查的內容不僅要全面了解項目的管理體制、組織機構、控制環境、財務管理、會計核算方法等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與運行情況，還要了解報表使用者對報表項目的關注重點和敏感度，以及有特別要求的報表項目和披露事項。資料收集上除取得項目的貸（贈）款協定、評估報告、相關的文件規定、進度報告、資金的到位情況、重大的項目活動等資料外，還要收集與貸援款方的往來信函、備忘錄、專家檢查或是核查的結論等資料。此外，要盡可能地到項目執行的最底層去走訪了解情況。這點對傘型項目尤為重要，因為這些項目的省級項目辦往往都是臨時組建的協調機構，他們自身對市縣尤其是縣以下的項目組織實施情況并不清楚，如果只停留在省項目辦看看資料、聽聽匯報，是很難了解項目真實情況的。

對于連續審計的項目，可以利用以前年度的審計結果，適當簡化審前調查程序，重點放在年度項目執行情況的變化上，而不必實施全面的調查了解，以提高審計工作效率和節省審計資源。但也不能因為可以簡化程序，就出現不做審前調查而編寫審計方案的照搬照抄現象，或是審計方案與審前調查底稿記錄無關聯和不一致的兩張皮情況。

（二）重要性確定和運用方法的差異

――可以參照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的有關規定

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的首要目標是對特定項目的財務報表發表意見，而其他政府審計項目一般不會將對財務報表專門發表意見作為首要目標，這樣，審計目標的不同就造成重要性在確定和運用方法上的差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審計準則》第71條 “需要對財務報表發表審計意見的，審計人員可以參照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的有關規定確定和運用重要性”的規定，在確定重要性和運用時應參照《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221號――重要性》、《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0號》等相關規定，這樣不僅有利于審計風險控制而且有助于確定公證審計報告類型。例如：對于報表層次的重要性水平確定可參照“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0號”第12條規定，采用固定比率、變動比率等方法；對于賬戶層次的重要性水平確定可參照“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0號”第15條規定采用分配或不分配的方法。

二、審計實施階段中差異點的確定與控制

在國家審計領域中，國外貸援款項目審計業務規范性的特點是比較突出的，在審計實施階段與其他政府審計最明顯的區別體現在以下兩個差異點上。

（一）采用審計程序表和審定表的形式實施審計取證和編制審計工作底稿

《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審計操作指南》是目前審計機關實施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的主要參照規范，它針對審計實施的不同階段，對每個具體審計事項都編制了相對應的審計程序表及相關的審定表（含審計檢查表）。由于受人員和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加之每個項目的要求和具體情況不盡相同，審計組一般不可能將涉及到的所有審計程序表全部執行，但必須樹立“合法合規的審計程序才能保證審計結論的合法真實”的思想，首先要選擇性地確定要執行的程序表，結合項目實際簡化程序表的內容和步驟，對不適用的部分予以忽略；其次要依據已確定的程序表編制相應的審定表，尤其是對于程序表中重要事項或步驟都要有對應的審定表作為支持，在編制審定表時要完整準確，要將審計結果細化到審定表的每一個欄目；最后依據審計程序表和審定表來編寫審計工作底稿并作為主要附件，其他相關審計查證資料統為審計證據，作為審計程序表和審定表的補充一并附在相應的審計工作底稿之后。

但實踐中很多審計人員卻很少采用或是基本不使用，而是依據經驗做法習慣于直接編寫底稿，這樣不僅內容和形式不規范，而且隨意性大，容易遺漏必需的審計步驟和內容，從而增大了審計風險。像財務報表審計程序表和審定表基本上是每個項目都要使用的，不能因為審計程序表或審定表的部分不適用或受現場審計工作量的約束而棄之不用。合理運用審計程序表并編制審定表，不僅能保證審計查證內容的完整性、取證過程的合法合規性，而且能提示現場審計事項之間的相關性，是加強對審計實施階段質量控制的有效辦法。

（二）無問題事項也要進行審計取證和編制審計工作底稿

在其他政府審計項目中如果沒有發現問題可不編制審計工作底稿或是在相關的底稿中合并表述，但在國外貸援款項目審計中無論審計有無發現問題，均需依據審計實施方案確定的審計事項或特定項目財務報表的明細欄目，進行審計取證和編制相應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到“一事一稿”，而不管這“事”是否存在問題。這種強制性的規定既是公證審計的內在要求，也是公證審計與其他政府審計在審計工作底稿編制要求上的最大區別。

三、審計報告階段中差異點的確定與控制

由于國外貸援款項目審計職能的雙重性和審計業務的規范性、時效性特點，要求在審計報告階段強化對以下三個差異點的質量控制。

（一）堅持“內外合一、如實披露”的原則出具審計報告

審計機關對國外貸援款項目從一開始就肩負著“對內監督、對外公證”的雙重職能，既要對國內負責又要對國外負責，而這是其他政府審計項目所沒有的，他們提出的一般只是對內報告。2000年審計署在《關于進一步規范世、亞行貸款項目審計報告的通知》中就明確了“內外合一、如實披露”的原則，但這種雙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及受現行項目實施管理體制、思想觀念等因素影響，有時并沒有真正做到內外合一、如實披露。因此，在出具審計報告時，就要嚴格審查各審計工作底稿等相關資料，確保審計報告如實、完整地反映和披露審計過程中發現的重大問題，沒有重大錯報、漏報或瞞報情況。

（二）準確地選擇審計報告類型

其他政府審計項目的審計報告一般是長式報告，格式和內容比較靈活，而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報告的編寫要素、格式、內容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其內容至少由審計師意見、已審定的特定項目財務報表、對執行國家政策及貸款協定的評價意見三個部分組成。報告類型依據審計師意見的分類分為無保留、有保留、否定和拒絕表示意見四種類型。每種類型都有規范的格式，報告中每一段的內容、表述及措辭都有相應的規范。這些規定不僅限制了編寫報告的靈活性，而且對選擇審計報告類型的準確性提出了較高要求。審計人員必須嚴格依據審計結果，合理運用重要性原則，準確選擇報告類型。選擇的主要依據或原則一般為：如果審計發現的問題不影響報表整體的公允表達時選擇肯定意見；如果審計發現的問題重要但不影響報表整體的公允表達時選擇保留意見；如果報表編制偏離我國會計準則或問題很重要，以至影響財務報表整體的公允表達時選擇否定意見；如果審計范圍受限并且問題很重要，以至影響財務報表整體的公允表達時選擇拒絕發表意見。有些問題可能性質是比較嚴重但卻沒有影響到項目特定報表整體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也應該選擇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類型，至于對這些問題的處理處罰等應以其他的形式進行，而不影響對審計報告類型的選擇。

（三）按規定時限提交審計報告

國外貸援款項目審計業務時效性是指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審計任務并將審計報告提交給相應的國外貸援款機構。一般情況下，省級審計機關應在審計署國外貸援款項目授權審計通知書規定的時限前出具審計報告。這種限定一般不會因其他因素的變化而改變。而其他政府審計項目雖然也有時間要求，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可根據實際情況通過規定程序予以調整來推遲出具報告的時間。

確定差異點并加以強化控制應在全面執行《審計機關國外貸援款公證審計項目質量控制辦法》的基礎上進行。這樣采用把握整體、明確差異、重點強化、點面結合的做法更利于提高國外貸援款項目公證審計質量。

【參考文獻】

第3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還原主義理論；系統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說，華爾茲理論的過人之處，不在于他提倡了一種新的理論研究或理論思考路線，而在于他努力將政治現實主義系統化，使之成為一種嚴謹的、演繹性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而戴維?鮑德溫則說，正如20世紀50年代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是現實主義的里程碑一樣，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新現實主義的里程碑。斯坦利?霍夫曼又說，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之后最具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著作，也是新現實主義最早和最重要的代表作。現在，我們即將從源頭揭開華爾茲理論這層神秘的“面紗”。

一、對流行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

1.傳統主義的理論

以往的理論，包括經典現實主義這樣的傳統理論，多多少少存在著嚴重的還原注意問題，對國際政治現象提供了并不充分的解釋。霍布森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經濟理論即如此。

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意味著私人利益――主要是資本家――利用國家機器來保障其海外經濟利益”。其他因素也發揮作用，但經濟因素是“根源”所在，否則帝國主義事業將走向衰亡。經濟動力是“解讀現行政策的真正決定性力量”。列寧吸收了大量霍布森的思想，只是在兩個重要方面有所區別。霍布森認為，通過政府對財富的重新分配，可以消除實行帝國主義的動力，但列寧認為控制政府的資本家永遠也不會采取這一政策。帝國主義政策是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壟斷階段后的必然選擇。霍布森說，帝國主義競爭是帝國主義國家國家間絕大部分沖突的誘因，也是他們花費具額資金擴充軍備的主要原因。列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國家財富的轉移，以及海外投資機會模式的不斷變化，這種合作性安排不可能持久。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帝國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戰爭。

現在，我們開始對這一理論進行檢驗。我們要問該經濟理論本身你的完善程度如何？霍布森和列寧二人都認為，由于國內消費不足所形成的推力，以及海外投資的高額利潤所形成的拉力，二者合力促進了帝國主義的形成。他們指出，資本為追逐更高的利潤而不計手段。但從這一理論我們不能推論出建立帝國是必須的，資本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可能會流向國內，但是否需要或被認為需要進行帝國政府以確保資本的安全則取決于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條件。第二點，按這理論的要求，出現一個與實際現象不符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既是資本主義國家又是生產剩余的國家。例如亞洲的日本和橫跨歐亞的俄國當然也屬于帝國主義國家。這足以上述理論了。第三點，歷史記載資料顯示，帝國主義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便早已出現。霍布森和列寧的理論無法解釋這些問題，也沒有很嚴肅地試圖去解釋。而那些新殖民主義理論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們只不過是對理論的“重新定義”罷了，而非解釋。與其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對現象進行解釋，不如說只是為了挽救一個理論。

2.流行的系統理論

在國際上，不同國家曾造成過類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類似的國家也曾造成過不同或類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時會導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時則源于不同的原因。這是我們質疑還原解釋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國際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方法，而必須采用系統方法。

某種力量對行為體具有限制作用，或是介入了行為體與行為結果之間。在國際政治中，系統層次的力量似乎是在發揮著作用。因此，我們可以嘗試一與系統論和控制論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來構想政治系統。于是系統被定義為一系列互動的單元，從一個層次來說，系統包含一個結構，結構是系統層次上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它才能設想單元組成一個體系，而不同于簡單的集合。在另一個層次系統包括互動的單元。系統方法所構想的國際政治系統如圖2.1所示。

圖 2.1

接下來我們將對三個著名的系統理論家的理論進行檢驗：

（1）查理德?羅斯克蘭斯的國際政治系統理論描述如圖1.2所示。他的框架有四個要素組成：①干擾源或說輸入；②調解者；③一系列環境制因素；④國際后果（在3的作用下，將1和2轉變）。國家是干擾源。在不同歷史時期，調解者或是作為一種機制，或是作為一種非正式的進程。環境是指對政策具有影響的一系列物質性制約因素。

圖 2.2

通過這個系統我們要問，在這個公式里有沒有一個限定了國家的行為，影響了國家間互動的結果的系統層次的概念？答案是：沒有。羅斯克蘭斯并沒有創建一個理論，他只是勾勒出一個框架。他將理論稱為“系統的經驗主義分析”。他的理論是經驗的，也是分析性的，但卻并非系統研究。他的理論都不是系統的，因為組成部分導致了整體變化，而這些組成部分并沒有一個屬于系統層次。他所描述的系統對國家的行為和互動都沒有影響。所以，羅斯克蘭斯的方法是還原主義的，而非系統的方法。

（2）斯坦利?霍夫曼

在霍夫曼看來，國際系統既是一種分析架構，又是一個假設，作為假設，系統是一個論斷，即“存在著無需以人為或武斷的方式便可以發現的、可以分辨的關系模式和關鍵變量”。因此，系統也是現實，這一觀念主導了霍夫曼的研究。從某種角度說，這就已經限定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只能是一種歸納的研究方法。曾經呼吁要在國際政治領域進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力主從系統層次角度分析國際政治的霍夫曼，還是把單元層次的原因與系統層次的原因混雜在一起，并且在很多情況下，前者還占據著支配地位。所謂的系統，最終被納入并服務于霍夫曼一直堅信不疑的“由內及外”的分析模式中。這樣，“系統”不再解釋任何事物，相反，系統有對任何事物的詳盡描述來定義。而且每當有理由對這一描述的重要方面加以修改的時候，便被說成又一個新的系統誕生了。而這些系統只能反映出所觀察和加以描述的現象的多樣性而已，顯然不是什么好理論，也算不上科學意義上的理論。

（3）卡普蘭

以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而聞名的莫頓?卡普蘭，對這樣的系統理論有過詳細論述而且始終持有這一觀點，即它將結構視為一個具有因果影響的、系統層次的概念。他將他的嘗試性理論稱為一種“行動系統”，主要有六個系統：即均勢系統、松散的兩極系統、緊密的兩極系統、單元否決系統、全球系統以及等級系統。其中，均勢系統最引人入目。他還指出了足以描述不同系統狀態的五個“變量’即“系統的基本規則，轉換規則，行為體分類變量，能力變量，以及信息變量”。但他沒有指出這五個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及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系統理論方法并不是理論。不過，“系統的基本規則”似乎是五個變量中最重要的一個。卡普蘭將可能的結果變成了系統的假設，將一個因變量變成了自變量。

他將行為系統定義為“一套有別于環境的、相互聯系的變量，那些可描述的行為規范刻畫了這些變量間的內部相互聯系以及各組獨立變量由外部變量的組合之間的外部聯系。但不幸的是，他理論的表現卻與其主張不符。如果我們將基本規則視為恒定不變的，那么根據卡普蘭的假設和定義，只要國家遵守這些規則，任何既定的系統都將永久保持均衡狀態，即穩定的均衡狀態。因為他將行為體的動機和行為等同于其行為的后果或是結局。這里的環境條件這一術語指的是國家所處的環境，而非系統的環境。（我們似乎看到了還原主義的影子了）只要國家遵守了規則，國際系統就將保持不變，而國家所處的環境當然就成了國際系統。顯然，卡普蘭混淆了國際系統與其所處的環境。第二，他沒有對系統的結構進行定義，他認為國家并非國際系統的環境，而是國際系統的次系統。在卡普蘭的理論中，始終沒有對國家所處的環境――該環境既與構成他的國家相聯系又有所區別――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清晰劃分。所以，他無法對系統以及此系統影響的程度進行考查。由于卡普蘭未能將系統的特性沒與系統的環境以及該系統的各組成部分區別開來，導致其把互動意義上的國家間關系也歸為系統層次的因素。這嚴重制約了其理論解釋的范圍。他多次詢問國家行為會對國際系統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但他無法從相反的角度來提出這一個問題，因為他對于系統結構作為組織性的限制對行為體所具有的制約作用毫無認識。因此，卡普蘭的系統理論是具有內在局限性的，與其說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分類法。

3.歸因――還原主義理論

在華爾茲看來，不論是以往的理論，還是系統理論，多多少少都存在著嚴重還原主義問題，所謂還原主義方法，就是為了解釋某一集團行為，從而對其組成成員的心理進行研究的方法，在國際政治研究中這種方法表現為通過研究個人、國家官僚及官僚機構來解釋國際政治結果。

還原主義理論著眼于單元或者國家層次，通過行為者屬性的差異來解釋國際政治，華爾茲認為這種理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外交政策或者國家的理論，不能夠解釋發生在系統層次的國際政治現象。還原主義理論為解釋國際結果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導致不同的國際結果，而還原主義所要解釋的國際結果，卻往往源自各種不同的原因。這就使還原主義陷入困難的境地，當似乎是產生了國際結果的原因發生變化時，國際結果卻依然如此，因而，此種解釋不牢靠，也不充分。

二、華爾茲系統理論的建立

僅僅通過國家內部特性的觀察，是理解不了國際政治的。在華爾茲看來，作為社會科學的國際政治研究，首先需要處理的是國際政治系統中集體的行為而非個體的行為，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其目的應該在于解釋為什么即使個體行為隨著時間改變，而在系統中的行為卻如此有規律。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拋棄從國家層次入手的幻想。

1.理論構成

華爾茲系統理論的兩個關鍵要素是系統的結構和互動的單元。結構定義的第一個重要原則是系統內各部分的排列原則。國際政治系統中單元的排列原則是分權的、無政府的。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經久未變的特性。只要彼此競爭的單元無法將無政府的國際政治舞臺轉變為類似國內社會的等級制，國際政治的本質就始終沒有變化。第二個重要原則是，結構不能夠根據單元的功能來定義，因為國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但是可以根據單元能力的大小來定義結構。互動單元的能力變化，會導致系統的變化。

2.第一個關鍵要素――系統的結構

在國際政治中，行為體的行為隨著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是根據自己屬性的變化而變化。結構是系統中一系列約束條件，通過獎賞某些行為或者懲罰其他行為來實現選擇。結構是原因，可以確定單元的形態，并最終使單元的運轉產生某種性質相同的結果。結構的“剛性”對單元來說有兩層功能性的含義：一是通過社會化進程限制和行訴行為者的行為，一個是通過競爭來調節單元之間的秩序。在既定結構長久不變的的條件下，社會化和競爭會促使單元的屬性和行為具有相似性。

（1）第一個重要原則――排列原則

結構界定系統內各部分的排列或順序。結構并非政治機構的集合，而是它們的排列。在系統理論中，結構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概念，它產生于主要單元之間的互動。定義一個結構必須忽略單元是如何聯系的（即如何互動），而關注它們在彼此的聯系中所處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互動，發生在單元層次。單元在彼此聯系中的地位如何，它們排列和定位的方式如何，這些并非單元的性質。單元的安排屬于系統的特性。結構是一種抽象，無法通過列舉系統的物質特性來界定。結構必須根據系統各個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則來界定。在定義結構時，第一個問題就是各部分的排列原則。系統的秩序原則提供了某一領域中各組成部分聯系方式的首要、也是基本的信息。

國內政治系統各部分之間為從屬關系。某部分有權發號施令，而其他部分則必須服從。國內系統是集權制的、等級制的，而國際系統內各部分的關系則是平等的。形式上，各國都是平等的一員。沒有任何以國有權發號施令，任何一國也不必加以服從。國際系統是分權的、無政府的。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就有顯著的相似性。

（2）第二個重要原則――單元能力的大小

單元在相互關系中的位置不完全是由系統的排列原則或是各部分在形式上的區別來規定的。單元的位置隨著它們的相對能力的變化而變化。作為國際政治系統單元的國家不會因功能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無政府狀態要求系統單元間是一種同等關系。這意味著功能的同一性。那么國際結構只有在單元的能力發生變化時才會改變。

在一個系統中，主要形體的行為以及互動對所有國家命運的影響要遠遠大于次要行為體的影響。國家不是，也從來不是唯一的國際行為體。但是結構是根據系統的主要行為體，而非活躍于其中的所有行為體來加以定義的。我們只從構成系統的無窮多的個體中選取其中某一個或幾個主要行為體，然后根據它們來定義系統結構。國家在領土、財富、權利和形式上千差萬別。但在面臨的任務是相似的，每個國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復其他國家的行為，它們的區別在于能力的大小，而非功能。國內政治由各異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單元構成，而國際政治則由同類的、重復彼此行為的單元構成。結構的差異并不取決于單元在特性及功能上的差異，而取決于單元能力的差別。在無政府狀態下，單元主要依據其實現類似任務的能力大小來加以區分。

（3）第二個關鍵因素――單元能力的變化

互動的單元的能力變化，會導致系統的變化。系統的結構隨著系統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并且結構的變化導致對系統單元行為以及它們互動結果的預期也隨之變化。一個擁有3個或3個以上強國的國際政治系統分裂成兩大聯盟，該系統依然是一個多極系統――在結構上有別于兩極系統，在后者沒有任何一國可以對為首的兩大強國構成挑戰。在定義市場結構時，無需知道有關公司特定的屬性及其互動的信息，除非公司間的合并時公司數量急劇減少。在市場結構的定義中，不對公司加以識別，也不對它們之間的互動加以描述。將公司屬性與互動的性質作為市場結構的一部分就等于是說，某一經濟部門是否屬于寡頭壟斷類型取決于公司內部的組織以及他們彼此間如何互動，而不是取決于有多少共存的大公司。市場結構是根據公司數量來界定的，在國際政治中則為國家的數量。在這種計算中，能力是唯一的區別標準。

參考文獻

[1] 肯尼思?華爾茲著《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第4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無政府狀態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結構變化

無政府狀態是主流理論的核心假設，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國家行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上而展開的，而這種假設恰恰是作為主流理論的挑戰者建構主義所質疑的起點。建構主義的應有之義就是把主流理論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看成是不斷變化的，通過對國際體系結構的解構來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結構觀。對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的假設給予最系統最深刻質疑的建構主義學者當屬溫特。1他為我們展示了無政府狀態的多種邏輯和國際體系變化的多彩畫面。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發展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目前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自然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轉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科學研究方式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內容。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歷史發展的特征。

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現代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法律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經濟）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影響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理論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內容。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

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第5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網權的建設與發展涉及國外、國內、國際三個層面，決定了政治網絡營銷也包括三個方面，即國外政治網絡營銷、國內政治網絡營銷和國際間政治網絡營銷。國外政治網絡營銷一般按政治活動進行分類，包括國外政治競選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和國外其他政治活動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國內政治網絡營銷包括國內政治宣傳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和國內輿情應對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國際間的政治網絡營銷則由國家之間政治活動中的政治網絡營銷來體現。無論國外、國內還是國際，政治網絡營銷都是政治組織與民眾之間關于政治問題的各種活動與過程。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能夠真正掌握網權，是否能夠在制網權方面占據優勢，做好政治網絡營銷的研究與實踐工作是首要任務之一。一方面在于國家與政府是否能夠科學認識以及科學開展政治網絡營銷，另一方面在于民眾是否能夠在政治網絡營銷中看清國家與政府的實質以及是否能夠合理應對國家與政府的政治網絡營銷。剖析與明確政治網絡營銷的定義、范圍、前提和特征，有助于正確認識制網權的建設目標與發展方向。

二、政治網絡營銷的定義

目前，政治網絡營銷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網絡營銷是指政黨、政團、政府等政治組織與政治候選人借助網絡平臺，綜合應用新媒體技術，實現引導、動員、組織、爭取民眾和選民，以促進其政治目標達成的新型政治宣傳方法與政治動員手段。政治網絡營銷是在網絡技術不斷發展、信息應用不斷創新的過程中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符合當今民眾分別適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新媒體的不同需求。政治網絡營銷是政治營銷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種新興的政治競爭方式和手段。在政治網絡營銷實施過程中，政治組織與政治候選人基于網絡平臺，應用新媒體組建運營團隊，通過系統、立體、全面的分析與策劃，通過高效、專業、精細的實施與運營，吸引民眾主動參與，實現雙向互動交流，帶動傳統媒體關注，形成政治輿論熱點，以爭取更多民眾理解、認同與支持。政治網絡營銷力求形式、內容、方式、方法的創新性與多樣性，與一般商品的網絡營銷相似，只不過宣傳的“商品”是政治目標、政治理念、政治文化與政治活動等政治產品。通過政治網絡營銷，政治組織與政治候選人可以面向民眾和選民實現全方位的政治宣傳，加強與民眾和選民之間的溝通，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最終達到贏得政治選舉、取得政治地位、實現政治目標、獲取政治利益的目的。在網絡技術不斷發展，信息應用不斷創新的過程中，政治網絡營銷以其雙向、交互、共享、快速、廣泛、經濟、便捷等特點，成為政黨和政團之間競爭的重要手段，也成為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平臺。“政治網絡營銷”與“網絡政治營銷”二者在研究方向上基本相同，它們都是研究網絡在政治營銷中的作用與影響。對于“網絡政治營銷”的定義，目前尚無統一說法。中國學者闞道遠在趙可金和孫鴻對于“政治營銷”進行定義的基礎上，提出“網絡政治營銷”的定義是:特定政治行動者基于對政治、社會環境的全面評估，借助營銷手段和網絡平臺與眾多社會行為體進行信息溝通、理念交流和產品服務交換，以獲取民眾的認同和合法性支持，取得政治權力或權利的活動、形式、關系和過程。“政治網絡營銷”與“網絡政治營銷”雖然都屬于政治營銷范疇，但是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區別。“政治網絡營銷”以網絡為核心，重點研究基于網絡平臺如何開展各種政治營銷活動的相關問題，強調網絡如何作用于政治營銷，研究方向側重于政治營銷的方式與手段，屬于過程性研究;而“網絡政治營銷”以政治為核心，重點研究網絡對于政治營銷活動的影響，強調網絡環境下政治營銷的變化與結果，研究方向側重于政治營銷的效果與意義，屬于結論性研究。

三、政治網絡營銷的范圍

研究政治網絡營銷的范圍，主要有以下四個角度:基于政治體制的執政合法性角度與政府施政角度，基于政治過程的政治活動角度以及基于組織類型的政治組織角度。從執政合法性的角度來看，對于專制強權國家的政治組織或者政治人物來說，他們不需要進行政治營銷，因為他們會將統治階層的意志強加于民眾;對于民主政治國家的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來說，若想贏得政治選舉、取得政治地位、獲取政治利益，就必須爭取民眾的支持，才能夠爭取更多的選票。所以必須進行政治營銷，通過各種媒體工具與平臺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民眾認受度。從政府施政的角度來看，任何統治階層都需要通過政治營銷來引導輿論、調節民意，以保證施政的順利進行。對于專制強權國家來說，一般是通過權力控制媒體與輿論，采取強硬的政治營銷方式。這樣的國家通常會出現高度的一致性，政治環境相對單調枯燥，整體社會表面風平浪靜、安靜祥和，實際上卻是暗流涌動、危機四伏，民眾缺乏合適的、正當的訴求提出方式與意見表達通道，積累的社會矛盾越來越深，經常發生比較嚴重的。對于民主政治國家來說，一般是通過傳媒力量影響輿論，借助傳媒及輿論監督政府，并且采取自由的政治營銷方式。這樣的國家通常會出現復雜的多樣性，政治環境相對豐富生動，不同類型的民眾群體可以充分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與政治意見，政府和社會具備合理的意見表達渠道與合法的意見申訴平臺，整體社會呈現大和諧、小紛爭的局面，隱藏的社會矛盾可以及時顯現并且能夠迅速化解。從政治活動的角度來看，政治網絡營銷的范圍包括政治選舉活動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和其他政治活動中的政治網絡營銷。在代議政制國家或者地區，任何政黨都需要通過選舉并獲勝，才有機會取得執政或者施政的資格。鑒于政治網絡營銷對于政治選舉的重要作用與影響，通常情況下這些國家或者地區的政治組織都會高度重視選舉活動中的政治網絡營銷。一般來說，政治活動分為選舉準備階段和選舉階段。在選舉準備階段，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已經在政治選舉中勝利，并取得執政資格，在施政過程中為下一次政治選舉做準備;另一種是在政治選舉中失敗，雖然處于非執政狀態，但是需要為爭取下一次政治選舉能夠獲勝做準備。所以，政治網絡營銷不僅僅服務于政治選舉，只不過在政治選舉過程中更具特色，更要突出政治網絡營銷的作用與影響。政治網絡營銷是貫穿于所有政治活動之中的，是一項系統工程和連續性很強的工程，需要在所有政治活動中進行實施并不斷加強，才能夠在政治選舉和其他政治活動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即政治網絡營銷的服務對象是所有政治活動。因此，任何一個政治組織都需要高度重視政治網絡營銷的作用，需要在全部政治活動過程中應用政治網絡營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此外，從政治組織的角度來說，政治網絡營銷的范圍不僅局限于政治組織與民眾之間，還有政治組織之間與政治組織內部，以及國家(地區)與國家(地區)之間。

四、政治網絡營銷的前提

政治網絡營銷的存在與發展需要特定的前提，包括網絡普及程度、國家政治體制、社會民主程度、政府執政能力等四個方面。首先，政治網絡營銷取決于網絡的普及程度。網絡普及與應用水平是政治網絡營銷的首要基礎和前提。一般來說，互聯網普及率較高的國家，政治組織利用網絡進行政治營銷的可能性越大，民眾對于政治網絡營銷的認可與接受程度越高，民眾通過網絡參與政治活動也更加積極主動。通常這些國家或政府的政治駕馭能力較強，敢于并且善于利用網絡開展政治營銷。其次，政治網絡營銷取決于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國家或政府的政治體制千差萬別，對于政治網絡營銷與民眾參與政治的開放程度、管理方式、態度取向也各不相同。有的國家雖然互聯網普及程度高，但是由于執政能力與水平較差，不僅不敢利用網絡開展政治營銷，甚至限制或者禁止民眾通過網絡參與政治。第三，政治網絡營銷取決于社會的民主程度。傳播媒體是政治營銷的主要載體和平臺，互聯網新媒體則是當代的主流傳播平臺與傳播媒介，是政治組織與民眾之間進行溝通交流與政治互動的傳媒平臺。第四，政治網絡營銷取決于政府的執政能力。對于任何政府來說，都要重視政治網絡營銷的長遠規劃與設計。不顧及未來發展的政府，就是欠缺“頂層設計”能力的政府。

五、政治網絡營銷的特征

政治網絡營銷具有技術性、時代性與普遍性三個主要特征。

(一)技術性

政治網絡營銷是伴隨著網絡通訊與信息技術不斷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新型政治營銷模式，這是它的技術特征。聯合國新聞委員會1998年5月正式把網絡媒體稱為第四媒體，也是繼報刊、廣播和電視之后的新媒體。網絡媒體萌芽于Web1．0時代，在Web2．0時代取得迅猛發展。在Web1．0時代，政治網絡營銷的主要方式是政治信息的單向，民眾通過網絡單向獲取政治信息。Web1．0時代的政治網絡營銷，其影響在于政治組織應用“第四媒體”進行政治宣傳，突破了傳統媒體界限，擴大了媒體范圍，使信息傳播更加廣泛、便捷和經濟。到了Web2．0時代，政治網絡營銷則充分發揮Web2．0模式下信息共享、雙向交互、主動參與的特點，突破了信息單向傳播的限制，使信息傳遞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民眾通過網絡實現信息交互雙向溝通，由政治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政治信息的主動創造者和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尤其在政治選舉中，政治網絡營銷更發揮出巨大的作用，民眾基于網絡可以經濟便捷地實現競選信息的快速共享與雙向交互，使政治網絡營銷成為政治組織必不可少的政治競爭手段。

(二)時代性

政治網絡營銷是科學技術進步與民主政治發展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產物，這是它的時代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基于互聯網新媒體技術平臺，政治組織、政治人物和民眾通過網絡相互了解與認知，他們的想法與意見通過網絡媒體應用平臺反映出來，增強了民眾的參與性，提高了信息的交互性，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單向性，改變了信息反饋的被動性，從而使政治組織與政治人物能夠深入細致地了解民眾的真正需求與意見，也使民眾知道政治組織與政治人物的政治目標是否滿足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這種不完全受控于政府或政黨的網絡媒體環境，已經成為政治選舉和政治競爭的主戰場。政治選舉與政治競爭的成敗，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如何通過網絡媒體平臺獲得更多民眾的信任與支持。當然，特定媒體對于參與選舉的特定政治組織的傾向性，必然決定媒體的政治取向與服務方向，但其前提也必須是首先服務好民眾，才能更好地服務于政黨。因此，政府與政黨對于互聯網新媒體采取更加開放與支持的態度，使互聯網越來越成為政治選舉的重要舞臺。

(三)普遍性

第6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中學政治；重要性；學習方法

正文：近年來，雖然我國大力強調積極推進素質教育，但長期以來應試教育對人們的影響在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當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它影響著人們的言行舉止，尤其是在這種“一考定終身”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就越發的重視孩子的考試成績。而一說到中考、高考，人們往往非常重視對語、數、英這三大主科的學習，而忽略其他所謂的“副科”的學習。

然而，我認為，在中考、高考中，雖然所謂的“副科”并沒有語、數、英這三大主科所占的分值比例大，但他們在決定總分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副科”中的政治這門學科，對于孩子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分數上，同時還潛移默化的對孩子的思想、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學好中學政治，對處于中學階段的學生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處于中學階段的學生，正處于青春期，此階段學生的特點是叛逆心強，而此時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正處于形成期。因此，對處于此階段的學生給予及時、正確的引導是極為重要的，而此時如果中學政治老師能夠在上此門課時注意適時的對孩子進行正確的引導，久而久之，就會對孩子的思想意識產生影響，有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對學生以后的生活、學習、工作都會具有起到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只要抓住中學生的這個關鍵期，充分利用好中學政治這門學科對學生進行引導、教育，就一定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學好中學政治，有助于培養學生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與愛國意識，有助于我們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崛起。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學生，沒有經歷過老一代革命先輩的艱苦歲月，他們長期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環境下，很容易蹉跎歲月，虛度人生。這就導致許多學生漸漸地忘卻自己所肩負的責任與重擔，愛國意識也會慢慢淡薄，長此以往，不利于我們中華民族的團結、奮進與崛起。因此，我們應該通過教授中學生政治這門學科，時刻提醒學生要憶苦思甜，珍惜時間，好好利用在校的短暫、美好時光，增強他們的歷史責任感與愛國意識，樹立遠大志向與宏偉目標，艱苦奮斗，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學好中學政治，為學生學好其他學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有助于學生學好其他學科。中學生通過學習政治，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增強了他們的歷史感、責任感與愛國意識，幫助學生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宏偉目標。因此，學習對于具備這些的學生來說，已經從枯燥乏味變成了一件極其有意義的事，這就增加了他們學習的興趣，增強了他們學習的動力，有助于學生學好其他各門學科，取得優異成績。

可見，對于中學生來說，學好中學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才能學好中學政治呢？下面我們就來談一些學好中學政治的一些方法，具體而言，主要有一下幾點：

第一，許多人認為，政治這門課是偏向文科的一門學科，只要死記硬背就可以了，但事實上并非如此。雖然有些東西確實是需要死記硬背，但有一些知識點還是比較難理解的，是需要我們對之進行透徹的理解的。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對知識進行記憶，才能夠將知識記得牢、才能夠靈活運用。否則，頭腦中只有知識，而不會運用，也是徒勞。

第二，雖然政治不像數學那樣需要做大量的練習題，但政治也需要適當的做一些練習。只有通過一定的練習，才能夠將儲存在頭腦中的知識準確、完整無誤的運用到練習題中，才能夠學以致用，解決現實問題。需要死記硬背的是一些重要的定義、原理之類的，但是這在政治考試中只占很少一部分，而很多題需要根據題目來確定所考的知識點，然后在作答。如果答的知識點，與題目所考的不一致，那么即使回答了許多知識點也不會得分，因為所答的與題目不符。因此，死記硬背一些重要的定義、原理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論聯系實際。

第三，在平時的日常生活中，學生們需要增強自己在平時關注新聞動態的意識，及時關注國際國內的新聞動態及身邊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這些動態和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及評價。只有長時間的及時關注新聞，久而久之，才能夠將所學的知識與現實的新聞動態聯系起來。

第7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一、對政治人類學的界定

人類學關注政治問題，始于19世紀末期。人類學家基于他們對“異域”社會的特殊了解，試圖運用文化進化論，建構國家制度的演化模式。當時，政治人類學還只是作為“整體人類學”的一部分。20世紀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國功能派人類學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組織時發現，傳統的政治學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僅適用于結構業已高度復雜化的社會，而對于他們在非洲所發現的從群隊到原始國家等形態極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適用。于是，他們在《非洲政治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法。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擁有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司法體制（原始國家），另一種則沒有這樣的權威和體制（無國家社會）。盡管這種分類過于簡單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正式誕生。

政治人類研究是從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入手的。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的影響，60年代以后，政治人類學已不再局限于靜態地討論政治制度的類型，而是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過程論、行為論等諸多理論流派，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與傳統政治學研究相比較，政治人類學研究有兩個主要特征：首先，它試圖超越特定的政治經驗和理論，而建立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政治行為科學，以尋求人類的各種政治行為在不同歷史和地理環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與原始社會有關的政治制度。（注：參見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這兩個特征的概括，只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類學的一個粗泛界說。當今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已不能不考慮這些邊遠的原始社會與我們的現代社會之間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不能不考慮影響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轉型問題。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一樣，政治人類學也被吸引去探索當代世界的種種政治難題和現代國家框架內權力體制的運作，以及可能引起這種權力體制破裂的危機。（注：參見〔法〕馬克·阿伯勒著、黃語生譯：《政治人類學：新的挑戰、新的目標》，《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8年第3期。）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朗納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類學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政治的定義——其中包括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定義以及對不同情況下政治行為性質的討論；（2）對政治制度的定義——解釋政治制度的特征；（3）對人類歷史上各種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4）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制約性的研究；（5）探討政治制度對個人和文化的影響；（6）對現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較及相互影響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中可見，所謂政治人類學就是對政治現象和本質的文化人類學探討。不過，政治人類學所研究的“政治”與政治學家所說的“政治”在含義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學中，所謂“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國家為模式的政治體制。在這些社會中，有著復雜的文職部門、層疊的官僚機構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在政治人類學所側重關注的邊遠社會或“異域”社會中，大多數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政治體系。在這些社會中，內部秩序的維持、領土權的保障、權力的分配、有關團體行動的決策等政治因素無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沒有國家；權力體制的運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圍內，通過家族、親屬關系和宗教禮儀等來實現的。換言之，政治人類學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義要比在政治學中的含義廣泛得多。

在政治學研究的現代社會中，政治有其明確的范圍，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類學研究的傳統社會中，政治與親屬關系、婚姻策略等交織在一起，人們很難將政治現象與其他社會現實區分開來。所以，人類學家在對“政治”下定義時，所面臨的困難要比政治學家大得多。根據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歸納，人類學者主要從四個方面給“政治”下定義：（1）從空間方面，把政治與一定的領土結合起來，認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體的空間內的組織系統就是政治的范圍。例如，馬克斯·韋伯。（2）從功能方面，認為政治活動的功能就在于保證社會內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維持社會的穩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從政治行為方面，主張如果一定的社會行為試圖控制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那么這個社會就存在政治行為。政治行為體現了團體和個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例如，斯沃茲（Swartz）、特納（Turner）和圖登（Tuden）。（4）從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據一定社會中各個不同結構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政治，提出所謂政治就是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中，一種結構支配其他結構的權力關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諸多定義中，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所提出的定義——政治是一個團體的成員為實現公共目的而使用權力的行為過程——最為著名，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個要素：權力、決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政治視為一種動態現象，視為一種“過程”，從而把政治從以系統概念為核心的靜態分類方法中擺脫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沖擊下，世界各個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技術和經濟間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強，全球化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最突出的一個趨勢，處在邊遠地區的原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現代國家在這些原始社會的文化和結構變遷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種新的變化不僅拓寬了經驗性的研究領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問題，從而促使政治人類學開始對傳統政治的變革過程做深入的經驗研究，并引發政治人類學對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進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的沖擊，早期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傳統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這種形勢下，政治人類學也涉足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與政治學不同的是，政治人類學比較關注小范圍的政治活動，以及在政治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會文化因素方面。具體地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組織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建立在社會階級、經濟利益等基礎之上；其次，政治組織、個人和周圍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注：參見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類學以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把政治現象放到社會和文化錯綜交織的復雜環境中進行考察，探討社會文化制度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其視野比政治學更為廣闊，同時又有深入細致的參與觀察法保證其研究的相對準確性和客觀性，所以比政治學更適合于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人類學對政治問題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學壟斷這一研究領域的局面。雖然人類學研究政治更多關注的是邊緣而非中心，更偏愛的是鄉村社區或城市社會中小規模的政治團體，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政治學研究范圍局限性的彌補，看作是研究貫穿于人類社會所有各個發展階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類學的這種研究，有助于我們探尋政治行為的根源及其在各種社會中的表現，進而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鑒于此，可以將政治人類學界定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地說，政治人類學就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

二、政治人類學方法論

在政治人類學誕生以前，政治學就已形成了具有顯著特色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政治學主要集中于對政府的正式機構及與此相關的法律和憲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國家、政府、、聯邦制和立體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各種文件——憲法、條約、法令、官方備忘錄以及少量的投票統計數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受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政治學廣泛借鑒和采納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斷拓展其研究范圍，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行為主義革命”。但無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什么樣的改變，政治學者始終都只關注政治權力的研究，包括權力的分配、組織、操作及其斗爭等，而忽略了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系統對政治的影響，在政治與非政治之間預先設定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類學則不同，它反對主要依賴各種文獻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調查之中，運用人類學傳統的參與觀察法，揭示各種政治制度之間的本質差異以及政治過程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如何展開的。另一方面，它反對把政治作為一個孤立的領域來看待，而把它視為以文化為模式的各種社會活動的結晶，放在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就是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這是政治人類學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論分析的過程中，政治人類學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類學研究方法之外，又隨著不同發展階段研究重點的變化，形成了一些獨特的研究方法。綜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起源分析法。這種方法側重于研究原始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起源、原始國家的形成過程、血緣社會向政治社會轉變的動因、不平等的起源、約束力的起源、規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類學者一般都采用這種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料和證據，他們的觀點難免落入臆想和猜測。后來的人類學者如莫頓·弗雷德和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學的證據，探討國家社會的演化過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弗雷德關于原生國家和次生國家的區分，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來源于英國的功能學派，創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這種方法不關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質，而把社會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在社會整體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會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類學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單獨運用，而是被作為進行類型分析的基礎，因為它雖然有助于界定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但卻無法說明政治現象的本質。

3.結構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會結構論的影響，致力于探討原始社會中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結構模型。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政治人類學者認為，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是表現個人與團體之間權力關系的形式，政治結構和其他一切社會結構一樣是一種抽象體系。這種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體系中各個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然后建構這個政治體系的結構模式，藉以對這個政治體系作出說明。結構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類學創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類型分析法。這種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結構分析的基礎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結構的體系歸為一類。政治人類學研究首先就是從類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該方法側重于確定原始社會制度的類別，并對各種政治形式、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進行分類。例如，將各種原始社會分為有政治體系的和無政治體系的兩類，或者將政治體系分為中央集權和非中央集權兩類，或者分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兩類。各種分類的標準不同，有的屬于描述性分類，有的屬于演繹性分類。他們想通過分類來確定各種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5.術語分析法。這種方法是政治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形成的一種方法，它側重于對政治人類所使用的一些專門概念進行界定。政治人類學在研究中遇到許多現代國家社會所沒有的特殊范疇，因而必須確立一些專門的術語來表述這些范疇，以說明原始社會中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性質，同時為政治人類學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類學所界定的術語包括武力、權力、權威、競爭、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這項研究還包括怎樣用合適的語言來翻譯和表述異域社會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過程分析法。這種方法是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首先提出來的。該方法反對對政治體系作靜態的結構—功能分析，主張對政治活動的過程包括對政治變遷、政治黨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動態的歷時性分析，認為只有在動態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說明原始社會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過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導致政治人類學研究發生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即從對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結構—功能分析，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

7.行為分析法。這種方法是過程分析法的深化，它側重研究原始社會中的個人或小團體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別是象征體系來獲得權力、保持權力和作出決策的。最早運用行為分析法的是特納，他在《一個非洲社會分裂和延續》（1957）一書中，通過對一個特定的個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競技場中的個人是如何通過操作社會的規范和價值體系來競爭政治權力的。與過程分析法相比較，行為分析法更為深入、具體，所關注的政治活動范圍更為狹小。

此外，當代政治學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類學所借鑒，系統論、博弈論在政治人類學領域中也得到廣泛的運用。熵、信息、正反饋、負反饋、系統的自我發展和自我維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類學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喬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對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會所作的系統論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可以成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統施加壓力，從而引起系統的變化。面對來自人口增長的壓力，系統可以有多種選擇：通過殺嬰或其他文化手段來減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區移民，或者提高生產力等等。在這些選擇中，只有最后一種選擇會導致國家的形成。系統要作出這一選擇，還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條件，如耕地、氣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選擇之后，其結果就會向系統作出反饋，導致系統的分層、分化和中央集權化，等等。（注：參見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開展中國政治人類學研究的構想

盡管政治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接近政治學，但它的發展超出了政治學的范圍而形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發展出一種比政治學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范圍涵蓋了人類社會所有各個階段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在我國，政治人類學研究尚屬空白，這就要求我們積極開展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人類學研究。一方面，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政治現象，可以在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上，豐富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政治現象的復雜性、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政治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類學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舉措的理解，從而進一步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

筆者認為，我國在開展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正確對待西方政治人類學的各種流派和理論。對于西方的這些流派，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結合我國國情，認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體系服務。事實上，西方的政治人類學理論流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極富啟發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分析法、過程分析法和行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們將其置于的總體指導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確地加以運用，從而豐富我國的人類學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國文化傳統的研究。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他國、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轉向本國、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研究的過程。我國由于受多方面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開展對他國、他民族政治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國內，開展對本國各民族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在我國，地方政治是一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內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緣關系的權力構成至今仍然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的權力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家族性構成了傳統村落政治的最顯著特點。宗族作為一種世系群組織，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起著獨特的作用，而我國從政治角度對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開始，而且還十分薄弱。研究中國的地方政治特別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發揮政治人類學的長處，彌補政治學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研究結合起來。西方文化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所研究的主要是沒有文字的歷史或僅有很少文獻資料的亞、非、大洋洲與拉丁美洲的原始社會，所以由此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歷史深度。而在我國，自古就有歷史記載的傳統，各種史籍汗牛充棟。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視文獻資料的利用，不顧及歷史的研究，中國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就會步入歧途。我們應該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結合文獻，開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人類學體系。

第四，應該和政治學者攜起手來，合作進行研究。我國的政治學者在開展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外，政治人類學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人類學與政治學這兩門學科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許多政治學者同時又是政治人類學者，他們對政治學涉及的但又不屬于自己研究范圍的方面諸如禮儀、象征等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政治人類學者和政治學者攜手合作，相互借鑒對方的研究成果，取長補短，必將大大促進這兩門學科的發展。

雖然政治人類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許多政治學者仍然認為政治人類學不能算是一門真正的學科，指責它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體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備，對一些概念的使用還不夠明確。例如，伊斯頓（DavidEaston）曾經嚴厲批評說，政治人類學尚未真正存在，因為政治人類學者們未能把原始社會中的政治體系同其他體系區分開來，也沒有清楚地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無法清楚地確定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結構和行為，沒有了解各種現象的本質和特性，簡言之，政治人類學尚未形成自成一體的理論原則。伊斯頓認為，政治人類學最迫切需要的是確立一種較廣泛的理論認識。

第8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第9篇：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

文藝美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性學科,學科的歸屬是否妥帖,學科的研究范疇如何定義,諸如此類的學術問題至今仍無確切定論,而其探討爭論的過程卻有助于我們對此門學科做出自身的學術理解,以期反觀當下學術的發展進程。

一、文藝美學的發展進程

1969 年,在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表中,首次出現了由金榮華主講的文藝美學課程。而第一部以文藝美學作為書目命名的則是臺灣學者王夢鷗于1971 年出版的《文藝美學》,此書主要介紹西方自古希臘至上世紀以來的相關西方美學思想等理論問題,并未對核心的文藝美學加以細致地分析論述。而對文藝美學進行初步嘗試性建構的則是北京大學學者胡經之。

在 1980 年云南昆明召開的中華美學學會成立暨第一屆美學大會上,胡經之教授向學術界倡導建立和發展全新的文藝美學學科,并且提議在“高等學校的文學、藝術系科的美學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講授哲學原理,而應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而他的學術構想,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響應。之后,在 1986 年,以山東大學等六所高校共同承辦的首屆全國文藝美學討論會順利舉行,分別就學科的定位走向、研究對象、范疇等基礎性問題加以廣泛探討。而在 1999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將文藝美學作為中國語言文學下的文藝學學科下設第三層級的“文藝美學”學科。至此,文藝美學終獲官方的正式認可,進而獲得權威的學科歸屬。2000 年,教育部在山東大學,設立文藝美學重點研究基地。

二、文藝美學的研究分析

1. 文藝美學的研究現狀

( 1) 學術研究成果豐富。文藝美學的提出與發展,對傳統文藝學的研究模式予以全新的顛覆,給文藝學的學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生長點。如王坤先生所說,“文藝美學的勃興與發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為文藝學科建設提供了新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石,即文學語言與審美意識。”文藝的審美化特征成為研究的主體,給文學界帶來了現實的研究價值。錢中文先生認為,“過去長期處于被壓抑地位的審美理論,終于得到了施展的機會,一時間文學是生命的體驗,是自由的象征,批評說的就是我自己、我的敘事策略以及文藝心理學等研究,在美學界、文學理論界都很熱門,它們豐富拓展了藝術思維,打開了文藝研究的新局。”這種從審美理論的角度,對文藝美學進行研究的方法策略,給當時沉寂無聲的美學界帶來了學術的新生,成為新的學術生長點。相關數據表明,從 1980 ~2007 年共計出版相關論著 75 部,論文 345 篇。

( 2) 人才培養層次提升。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各高校開始招收文藝美學碩博士研究生。雖然在初始階段,此類招生未得到國家權威教育部門的認可,但對日后的學科正式認定起著奠基之用。1999 年,國家將文藝美學列入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作為三級學科,標志著文藝美學學科正式得到了國家權威學術部門的承認和肯定。學科人才的培養機制得到了充分的健全,人才培養方案得到了完善,學科人才數量得到了迅速增長。

據不完全統計,2015 年全國招收文藝美學博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 含研究院所) 約 77 所,一般將文藝美學列于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文藝學之下進行招生。2015 年全國招收文藝美學碩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約 65 所。根據碩、博士招生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兩種較為顯性的現象: 一是招收相關專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數量眾多。在各大院所內,分別有文學院、人文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哲學院、學院等。而在同一所院校內,也存在著不同學院各自培養的特殊情況,如浙江大學、安徽大學等都由兩大學院分別培養。二是文藝美學學科的歸屬問題。在全國的培養單位看,大多數的招生單位將文藝美學位列于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文藝學之下,以及位列于一級學科哲學之下。

( 3) 文藝美學研究出現多元格局。在三十余年的研究活動中,將文藝理論與藝術實踐相互結合。從美的本質特征研究,逐漸轉向多元化、具體化、多樣化的具體美學部門闡釋研究。例如,小說美學、戲劇美學、影視美學、音樂美學、繪畫美學等各類部門美學的研究。文藝美學的研究逐漸從理論性的學理研究轉向對現實社會的主體研究,進一步擴大了美學研究的范圍。

同時,各大院校的文藝美學學科也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的項目經費。2001 年,教育部將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標志著此門學科的學科合法性、理論系統性身份得到國家教育權威部門的進一步肯定。同時,該中心還主辦了多場國內外大型學術會議、高級美育培訓班等。至此,文藝美學學科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在學界得到了進一步確認。

2. 文藝美學的問題分析

( 1) 缺失學術創新點。文藝美學的發展進程較為緩慢,缺失學術創新點。杜書瀛認為,“以往的文藝美學研究,大多數還是在傳統美學基礎上,在舊的規范框定之下進行的。因

此,研究所得,常常是一些陳腐的、前人已經說了千百遍的結論: 即使某些局部有所創新,改變不了總體的陳舊。”從當前的研究成果來看,較大一部分學者對文藝美學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常停留于研究范圍、研究對象、學科定位等重復性研究。對學科發展的現象性內容進行過多地總結論述,而對具體的解決方案并無真正的實質性研究,缺少實際的可行性。 在文藝美學發展的進程之中,我們可以鮮明地觀察到當下的學術發展雖然異常繁榮,研究范疇較為寬泛,但是深入其中卻發現研究內容較為狹窄。目前的學術界,任何研究都可在研究對象之后添加“美學”學科名詞,任何的藝術門類均可成為美學的研究對象,成為一種部門美學。出現的“景觀美學”“電影美學”“音樂美學”“舞蹈美學”“體育美學”等,似乎將一切對象都視為美學研究的對象,致使美學泛化。此類研究現象,混淆了美學研究的范疇,也缺失了學術的嚴謹性。

同時,在研究過程之中,往往缺失了對社會政治領域的關注。研究者大多從審美的角度研究文藝的觀點,似乎成為學界不可爭辯的共識。大多將文學作為純粹性的一種審美活動,是非功利性的,是無目的性的,是自由的、超越性的。往往在研究中疏離政治因素,回避政治的意識形態。這類研究往往刻意地斷絕了文藝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將其孤立化。人也是作為政治的動物,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境遇之中,無可回避。

錢中文先生認為政治,“它是物質文化,又是精神文化。從物質文化方面來說,政治就是權力設施,社會制度。從精神文化來說,政治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理想。”所以,政治同文藝必然存在深層次的內在聯系,人無以擺脫政治的存在。面對政治,文藝研究者不應該采取“回避”“拒斥”的行動策略,而應當關注政治的走向,既不受政治意識形態的過度指揮,又不反抗政治的現實存在。應將政治因素作為文藝美學的一個審美維度、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巧妙合理地納入學術研究的范圍之內,這才是科學研究的態度和策略。

( 2) 缺乏理論研究深度。對文藝美學學科體系內的深度性問題未曾加以深度研究,理論的深層次內容始終無法觸及,大多關注于淺層次的內容。縱觀近三十余年的學科發展歷程,除了廣大學者所取得的學術成果之外,文藝美學雖然在全國范圍內的博士、碩士研究生的招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人才。但是,從內部的視角審視學科的發展是不完備的。

在當下信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門學科發展只有在全世界范圍之內得到廣泛的響應,才能充分證明此門學科的時代價值和研究意義。無論從何種交流渠道、溝通途徑,我們較少獲得海外學人的學術之音。與美學相關的研究領域中,目前在西方美學研究界,未曾提及“文藝美學”此種術語,“文藝美學”成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學科術語。而西方針對美學的研究,除了大美學的研究外,目前大多集中于“應用美學”的研究,將理論層面的研究成果運用于實際的應用美學產品之中。例如在法國巴黎,建有“巴黎綜合工科學校應用美學研究中心”,其直接目的就是促使美學與現代科學技術中的聯姻,產生高效能和富有人性化的產品。從 1998 年起,每年一屆的“國際應用美學成果展”如期舉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于1993 年在拉赫蒂( Lahti) 創立“國際應用美學學會”( IIAA) ,其目的在于“為應用美學領域里存在的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并提供設計方案,同時為進行富有創造性和批判性的討論交流提供一個國際交流平臺”.同時,還創辦“應用美學互聯網雜志”,旨在“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對美學與各學科之間的融合展開探討,提供富有前瞻性的意見”.

此類研究將學科理論同社會生活生產密切結合,值得文藝美學研究者反思。無論是對我國文藝美學發展的狀況的探討,還是對內部學理性的探究,抑或是直擊當下社會研究現象,貼合社會實踐等諸多方面,我國文藝美學研究都無法得到世界的真實聲音,無法得到海外學人的積極響應。文藝美學的研究成為我國學者們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的學術領域,不利于形成廣泛的國際性影響。

三、文藝美學的形成發展原因

1. 政治意識形態的審美轉向文藝美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作為一門邊緣性學科,為何在新時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在學科無法準確定位的新時期,為何能得到學術界的關注,進而又在未來幾十年間蓬勃發展。針對此類問題,可對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學術環境加以分析。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正是中國思想大解放,國民經濟得以恢復發展的改革發展時期,對極“左”思想的摒棄,對以人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的真情呼喚,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旋律。而在思想活躍的學術界,新概念、新范疇使一度為政治服務的學術界看到了黑暗沉寂之后的光明,學術的熱情致使廣大學術工作者再度回歸學術本身。

而文藝美學的呈現,必然有其學理性的科學依據以及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因素所在,它自身的學術價值和意義對于隸屬于哲學分支下的美學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首先,文藝美學對傳統美學講求抽象化、思辨性、哲理性思維加以否決,從形而上的美的本質的爭論轉向了對具體全面的文藝作品、想象等的探討; 第二,同以往對西方美學的廣泛研究,逐步轉向以本民族為核心的中國美學的研究,尤其是對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美學觀點,加以本土化特色的理論轉換; 第三,對文學藝術的剖析,從意識形態的理論角度轉向對文藝審美性征的研究。

2. 文藝觀念的自身本質回歸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提出對一切進入理想國的文藝實行審查制度,“除掉頌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對于柏拉圖而言,為了建立理想國,利于統治者的教育,文藝必須利于社會的健康發展,才能更好地為政治服務。而之后的康德則認為,對美的鑒賞全然屬于一種無任何利害觀念的與不,這種文藝觀念始終是非功利性的,始終堅守著文藝獨立于政治之外的思想。

對于中國傳統的文論而言,我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沿革之中,文學價值的評判標準始終與政治作用相互關聯。孔子對文藝的社會功用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從此論斷即可觀出中國傳統文人對文藝的社會政治之用。在之后的社會沿革中,文人始終尊崇孔子的文學觀點,強調文藝的實際功用性。到中國的近代時期,隨著中國緊閉的大門被迫敞開之后,西方的文論思想涌入中國,一大批文人開始接受新鮮的西方思想,逐漸脫離政治的關聯,重新回歸文學的本身所在。之后,雖然再度受到時代政治的特殊影響,文藝再度與政治纏結,但是,最終在 20 世紀 80 年代,改革開放的時代風潮影響整個中國,思維方式的轉變,生活方式的改變,給當時沉悶無力的學術界帶來了新的契機,賦予學術界嶄新的理論生長點,使文藝再度回歸自我的審美維度。